项英与陈毅
现在网上三年游击战争常把项英与陈毅连在一起，似乎项陈只是正副手的关系，其实差也。
项英的地位远远高于陈毅：

1935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留守方面发来新的部署。
国民党军步步压缩根据地，原有机关和部队已经很难集中存在，干部必须分散，武装也要分路行动。就在这样的安排中，陈毅被赋予了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的空间，而项英仍留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中枢。

一纸电报，把两人的位置切得很清楚。

陈毅能单独带兵，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下级干部；项英承担的却是另一种责任，他要维持中央留下的领导机关，统筹正在瓦解中的党军体系。

三年游击战争里两个人经常同时出现，可从1934年秋中央红军准备长征时开始，他们手里握着的权力，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次。

中央主力撤离前，苏区不能一下子无人负责。
留下来的不只是部队，还有地方党组织、政府机关、伤病员以及大量无法跟随主力转移的人员。为此，中共中央建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尽量把原来的党、政、军领导系统保留下来。

项英出任中央分局书记，并担负中央军区的重要领导职务。
陈毅进入中央分局，同时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也参加军事领导工作。看这一组安排，项英面对的是整个留守体系，陈毅主持的则是其中一套重要机构。

这种差距有此前的组织基础。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项英已经是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决定由谁留下主持局面时，他本身就在中央领导层内。陈毅虽然已经是很重要的干部，却没有与项英相同的中央党内层级。

但职务高，并不能让战场按照机关名单运行。

中央主力离开后，留守方面原先还承担坚持苏区斗争、牵制敌军等任务。现实很快把这个设想压得越来越窄。国民党军不断推进，交通线被切断，部队损失增加，大机关难以隐藏，固定地区也越来越守不住。

再照原来的方式打下去，留下来的力量很可能被一点点耗尽。
1934年11月底，陈毅提出应尽快改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转入游击战争。项英主持中央分局会议，接受这一意见。这里最能看出两人的特殊关系。

项英居于留守领导体系首位，可陈毅并没有因此只负责执行。他参加最高层讨论，也能在局势最危险的时候提出改变作战方式的意见。

几个月后，中央再次调整军事领导。

1935年2月5日，新设的军事分会仍由项英任主席。到了2月下旬，形势更加恶化，中央要求机关进一步缩小，干部和武装分散突围，陈毅则可以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

两份相隔不久的安排放在一起，分量很重。

中央把留守军事中枢交给项英，同时又让陈毅独立带兵。一个人的权力更多表现为组织统辖和总体负责，另一个人的空间则随着战争破碎化不断扩大。

等各路力量真正进入山地，原来那套中央苏区式的集中领导已经很难维持。
部队钻入赣粤边、闽西、闽赣边以及其他地区，一道道封锁线隔开了人员，也隔开了指令。有些游击区长期无法与中央以及其他根据地保持正常联系，只能依靠当地省委、特委和游击队干部自行判断形势。

这也决定了项英手中的“高位”有着十分具体的限度。
他是中央分局书记，是留守中枢的主要负责人，却不可能像在一支完整野战军里那样，每天调动南方各地的游击队。战争把统一的组织体系打碎以后，中央授权仍然存在，日常行动却越来越依赖各地区自己撑下去。

陈毅的位置也在这种环境里发生变化。
他原本主持中央政府办事处，后来逐渐承担更多军事、群众和地方工作，又被赋予独立带兵的权限。他的正式排序没有越过项英，实际承担的任务却越来越重。

若只看“书记”和“委员”，会漏掉这种变化；若把两人看成完全平行的两位领袖，又解释不了中央为何在1935年重组军事领导时仍让项英居首。

到1937年底，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幸存下来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开始进入新的抗日组织体系。
新的东南分局成立，项英仍任书记，陈毅为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中，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这份新的名单，与1934年的安排隔了三年山林、封锁和突围，顺序却仍然清楚。

项英始终承担着中央留在南方的主要组织责任，陈毅则在一次次分散行动和独立工作中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者。

三年游击战争把他们并排放进了同一段历史，却没有抹掉两人的层级差别。

1935年那份电报留下的画面尤其准确：项英守着已经缩小到极限的领导中枢，陈毅带着能够独立行动的部队向外突围。到了新四军重新编组时，两个人再次出现在同一张领导名单上，项英依旧列在前面，陈毅的位置却已比三年前沉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