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逼着红军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别全赖蒋介石。真正布下绝杀局、差点把红军逼上绝路的，是个连枪都没摸过的一介书生。
 
说起两万五千里长征，多数人第一印象就是蒋介石调集大军围剿红军。
 
但很多人并不清楚，一套能够持续消耗苏区根基、大幅提升围剿杀伤力的完整策略，出自从未领兵作战、文人出身的蒋介石核心幕僚——杨永泰。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得以集中力量进攻各革命根据地，前四次军事围剿，国民党投入重兵，最终都没能消灭红军。
 
蒋介石反复思索失利原因，始终找不到突破口，1932年，杨永泰向蒋介石呈上万言书，点破核心问题：红军和旧式军阀截然不同，能够长期扎根苏区，依靠广大群众支持，单纯依靠军队正面进攻，即便一时击退红军武装，群众基础仍在，红军很快就能恢复力量。
 
这一判断直击此前国民党阵营普遍存在的盲区，在此之前，国民党上下大多只看重战场厮杀，没有人系统思考如何割裂红军与根据地民众的联系。
 
杨永泰顺势提出核心方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军事进攻只占三成力量，剩余七成依靠各类政治手段，切断红军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十分认可这套思路，很快任命杨永泰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全面推行相关举措。
 
1933年9月，第五次“围剿”正式打响，在杨永泰主导推进下，国民党调整整套作战配套方案，前线部队放弃长途奔袭，采取稳扎稳打的堡垒战术，一边推进一边修筑碉堡，持续压缩苏区范围。
 
占领区域强制推行保甲连坐制度，严格管控人员流动；对苏区实施严密物资封锁，食盐、药品、布匹等生活物资严禁流入；同时设立感化机构，策反动摇人员，从内部进行瓦解。
 
这套军政结合的手段远比单纯军事进攻难以应对，红军一向擅长运动战，面对层层碉堡封锁线，战术优势难以施展，叠加当时临时中央“左”倾错误指挥，坚持阵地防御、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物资供给日趋紧张。
 
杨永泰推行的封锁、孤立政策持续侵蚀苏区生存根基，进一步加重红军面临的困境。
 
1934年，蒋介石采纳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方案制定“铁桶合围计划”，打算集结重兵构筑多层封锁圈，试图将中央红军围困在瑞金核心区域一举歼灭。
 
这套军事方案，搭配杨永泰长期落实的政治封锁体系，形成巨大威胁，地下情报人员莫雄、项与年获取这份绝密计划并送出，党中央研判局势危急，决定提前突围，开启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
 
中央红军向西长征之后，杨永泰再度献策，他劝说蒋介石撤销南昌行营，设立重庆行营，对外名义是一路追剿红军，真实目的是借着追击的机会，让中央军进入西南，借机收服川、黔、滇各路地方军阀。
 
这条计谋一箭双雕，一边追击红军，一边推进蒋介石统一西南各省的规划，不难看出，杨永泰所有谋划往往捆绑多重目标，不单单局限于“剿共”，同时持续为蒋介石盘算如何削弱各地地方实力派。
 
杨永泰隶属政学系，和陈立夫、陈果夫掌控的CC系长期矛盾重重，不少国民党元老、黄埔系将领也忌惮他深受蒋介石信任、手握重权，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1936年10月，杨永泰出席汉口宴会之后，准备乘船返回武昌，在江汉关轮渡码头遭遇刺客枪击，送医抢救无效身亡，终年56岁。
 
蒋介石闻讯极为震惊，下令全力追查案件，但该案没有深度追究，幕后主使史学界至今没有统一定论，这位设计整套围剿配套策略的谋士，最终殒于国民党内部权力争斗。
 
发动反革命内战、推行“剿共”方针的最高决策者是蒋介石，杨永泰设计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极大加重中央苏区外部生存压力，是第五次围剿能够持续施压的关键因素。
 
杨永泰智谋出众，却将才智用于对抗革命，方案越是周密，给红军带来的考验就越发严峻，他终身深陷民国无休止的派系博弈，即便没有遇刺，也很难摆脱国民党内部权力倾轧，一生际遇，也是旧时代政坛谋士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