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兴阿位至总督：次子与奕䜣结为连襟，女儿嫁给顺治七世孙，孙女成为皇贵妃
道光元年（1821年），在清代八旗驻防家族通往京城权力中心的道路上，山西驻防出身的舒兴阿考中了举人。对一个并非传统勋贵支系的家族而言，这不是寻常的功名，而是改变家门位置的起点。
驻防八旗看似属于八旗体系，实际内部差别很大。有人世袭高爵，长期占据中枢；也有家族远离京师，主要承担驻防和兵役，政治资源相对有限。舒兴阿家族最初便属于后者，想进入朝廷，不能只依靠旗籍身份。
道光十二年（1832年），舒兴阿又考中进士。科举并没有取消八旗内部的等级差异，却给了他一条可以凭个人资历进入官僚体系的通道。此后，他的活动范围逐渐从山西转向京城，又延伸到伊犁、陕甘和云南，身份也由驻防家族子弟变成了朝廷重臣。

他的仕途并非一条直线。清代官场有升降，也有革职与复起，个人能力、上级任用和朝廷局势往往同时发生作用。舒兴阿后来做过伊犁将军、陕甘总督、云南巡抚等职，晚年还任内务府大臣，所处位置已经远非普通驻防官员可比。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地位并没有停留在个人官职上。舒兴阿的五个儿子熙龄、崇陵、松龄、惠龄、益龄，分别进入盐运使、知府、礼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和工部笔帖式等职位。官阶有高有低，却说明这个家族已经具备持续培养官员的能力。

这种变化很关键。一个家族若只有一人显达，往往只是个人际遇；若父子数代相继入仕，才可能形成真正的官宦基础。舒兴阿去世于咸丰八年（1858年）时，家族的政治资本已经由他的个人履历，转化为子孙的仕途和婚姻网络。
清代满洲官宦之家看重婚姻，并不只是看重男女双方的私情。婚姻一旦连接宗室、勋贵和高官，家族之间便会形成彼此照应的关系。舒兴阿家族的姻亲，涉及延煦、瓜尔佳氏桂良家族以及宗室成员，几条关系线交错在一起，显示出新兴官宦与旧有权贵之间的结合。
他的子女婚配也颇为分散：有人进入尚书家族，有人与将军系统联姻，有人嫁入宗室府邸。这样的安排并不能直接保证官职，却能扩大交往范围，使家族在吏部、军政、礼制和宗室事务等不同领域都拥有姻亲联系。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舒兴阿孙女大赫舍里氏入宫。她出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同治帝即位后，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前后通过选秀进入内廷。宫中后妃的品级有严格制度，入宫并不等于立即获得高位，封号和晋升都要经过皇帝及两宫太后的权力安排。
大赫舍里氏最初封为瑜嫔，随后晋为瑜妃。她没有成为皇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家族地位受到削弱。光绪二十年（1894年），她晋封瑜贵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成为敬懿皇贵妃。关于她未能成为皇后的各种说法，后世流传不少，但具体宫廷细节不能仅凭传闻坐实。
同治帝去世后，大赫舍里氏长期处于守寡状态。皇帝早逝，后妃失去直接的夫妻关系，却仍保有宫廷身份和礼制地位。她于1932年去世，1935年葬入惠陵妃园寝。一个出身驻防八旗的家族，最终因孙女的宫廷身份，留下了清末皇室葬仪中的一笔。

另一位孙女小赫舍里氏，则走了不同的道路。她嫁给恭亲王奕訢的次子载滢，舒兴阿家族由此与王府进一步相连。载滢于1889年获加郡王衔，1900年因罪革爵，王府地位随政治风云发生变化。小赫舍里氏所生一支后来又与爵位承继发生联系，家族关系因此延续到宗室内部。
舒兴阿家族的兴起，既有科举带来的身份转换，也有重臣任用提供的政治机会，更离不开满洲官宦社会中的联姻规则。它没有取代那些拥有世袭勋爵的老家族，却通过官职、子弟和婚姻，进入了同一张权力网络。清末宫廷档案和惠陵妃园寝中，仍能看到这段家族上升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