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刚宣布投降，一个山东大汉走下飞机，还没进北大校门，就先被记者围住。

有人问他：伪北大那帮教授怎么处理？

他抬头，四个字：

"一个不留。"

记者继续追问：有什么理由？

他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这话一出去，整个北平炸锅了。

这个人，叫傅斯年。

说傅斯年，得先说1919年5月4日那天。

那天，北京街头，一支学生队伍浩浩荡荡向天安门进发，走在最前面举旗的，是个人高马大的山东小伙，他叫傅斯年，字孟真，聊城人，一副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在游行队伍里十分抢眼。

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

这人从小就是刺头。北大读书时，有人觉得新来的教授胡适水平不行，想联合学生把他轰走。傅斯年认真旁听了几堂课，回来撂下一句话："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一句话，胡适安全了，傅斯年也因此成了胡适最得意的学生。

后来，傅斯年出国留学，回来搞历史研究，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了民国顶尖的学者之一。

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需要有人回去接盘。彼时胡适在美国还没回来，傅斯年写信给妻子说："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这话听起来狂，但他说到做到了。

问题是——北大这个烂摊子，到底有多烂？

日本占领北平八年，这八年里，北大没有南迁，变成了汪伪政权控制下的"伪北大"。一批教授留了下来，有人选择进辅仁、燕京这样的私立教会大学继续执教，但也有人选择留在伪北大，继续拿薪水、开课、做研究——跟日伪当局合作着过日子。

这批人怎么处置？全国都在看，没人愿意先开口。

但傅斯年不在乎得罪人。

1945年10月，傅斯年由重庆飞北平赴北大上任，先行人员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下机第一句话就问他们与伪北大教员有无来往。

对方说，必要场合有过接触。

傅斯年当场脸色就沉了下来。

他的态度很快通过报纸传遍北平：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所有留用伪职者，一律清除，没有商量。

消息一出，求情的人踏破了门槛。

上门说情的人挤满了，傅斯年直接告诉他们：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吃不上喝不上，容易吗？

说完，门关上。

没有例外，真的没有例外。

其中一个被踢出去的，是著名甲骨文、青铜器研究专家容庚。此人在学界的地位，绝对是顶尖的——跟傅斯年算是同等量级的学者。

容庚不服，写了一篇万言书公开自辩，洋洋洒洒列了三条理由："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三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判断日本必败，所以不必跑；我离不开书和文物；我就是个书呆子，不懂政治。

这话说出去，傅斯年没有正面回应，转头对记者说了一句话："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

容庚的三条理由，就这样被一句话挡了回去——你的学问再好，礼义廉耻这四个字，不是借口。
比容庚更难堪的，是周作人。

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弟弟，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健将，文章写得好，在知识界地位极高。但抗战八年里，他不仅留在了北平，还担任了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替日伪政权站了台。

战后，周作人自觉和傅斯年有师生之谊，写了封信，言辞间颇有倚老卖老之意——暗示傅斯年对自己应当网开一面，顺带还带着威胁口吻："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意思是：你今天说我是汉奸，谁知道将来别人会不会这么说你？

傅斯年没有愤怒，没有客套，直接回了一刀："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这句话，把周作人钉死了。

傅斯年不仅将周作人的信公之于众，大加斥责，还在北平《世界日报》发表谈话，令周作人无地自容。

北平的文化圈就这么大，这件事传开之后，周作人在那个城市，再也抬不起头来。

傅斯年这一刀，砍的不只是几个人的饭碗。

【主要信源】
《容庚》词条，维基百科，引北大复员史料
《霸气学人傅斯年》，知乎，欧阳哲生等多篇民国史研究文章综合
《袁一丹：周作人为何与傅斯年交恶》，搜狐，2020年
《傅斯年不用"伪北大"教授 称其是汉奸败类》，凤凰网历史频道，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