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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11日,四川自贡的街头人来人往。一个提着行李的中年男人正低调地在街

1948年5月11日,四川自贡的街头人来人往。一个提着行李的中年男人正低调地在街上走着,突然,他的目光死死盯住了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曾经亲手教出来的学生、现任成都警备司令部少将稽查处处长的周迅予。

主要信源:(四川盛情网——【记忆】成都“十二桥惨案”始末||黄子凡 陈守凤)

1948年5月,自贡的街上又闷又潮,空气里混着盐卤的味道,黏糊糊的。

余乐醒从一户盐商家里出来,往善后桥方向走,他低着头,步子不快不慢,余光扫着四周。

身上只有一个小布包,装了点路费和一份联络信。

走到复兴路中段,他抬眼一看,心往下沉。

对面走来的人他认识,周迅予,他在临澧特训班教过的学生,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身后还跟着几个警察。

两个人隔着半条街,目光撞上了。

余乐醒没吭声,转身推开路边一扇歪歪扭扭的木门,闪了进去,门板上挂着块褪色的招牌,是一家小旅社。

余乐醒这个人,一辈子走得够折腾的,湖南醴陵的农家孩子,脑子好使,考进了长沙的中学。

1919年赶上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18岁那年上了去法国的邮轮,同船的有李富春等四十多个湖南青年。

在法国学了机械和化学,还加入了旅欧青年团。

1924年夏天,旅欧支部在巴黎开代表大会,选出的三个负责人里就有他,那会儿他才23岁。

后来去了苏联,学爆破、学化学药物、学秘密通讯,这套本事后来成了他在军统吃饭的家伙。

1926年回国,进了叶挺独立团,当了政治指导员。

南昌起义他也在队伍里,部队被打散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上海闲了几年,开过汽车学校,没开下去。

1932年,戴笠找上门来,复兴社特务处刚开张,缺人手,看上了他这块料。余乐醒没别的出路,点了头。

这一脚踏进去就是十几年。

戴笠发现他最适合干的事是教人,于是把他放到训练班当教官,从杭州到青浦,再到湖南临澧。

临澧班是军统规模最大的训练班,戴笠挂名主任,实际管事的是余乐醒。

他亲自讲课,把在法国苏联学到的东西全掏了出来,学生们听得入迷,对他的崇拜比对戴笠还深。

临澧班前前后后培养了一千多人,后来的军统骨干很多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但在这个系统里,下面的人威望太高,上面的人就不放心了,戴笠开始找机会把他调走。

1938年底派他去河内刺杀汪精卫,行动出了差错,打死了汪精卫的秘书。

戴笠借这个由头把他发配到贵州遵义的炼油厂当厂长,从训练班老大到山沟里的厂长,落差大得离谱。

在遵义他把厂子撑了起来,结果被人举报挪用公款。

其实是因为法币贬值得厉害,他用资金先买商品保值,等原料来了再卖掉,都是为了厂子运转。

戴笠不管这些,派人把他押到重庆关进了军统的监狱。

关了两年多,直到1946年3月戴笠的飞机撞山死了,他才被放出来。

出狱后他的心已经冷了,替这个组织干了十几年,换来的是牢狱之灾。

他开始悄悄往另一边靠,在上海的家里掩护了一部地下党的电台。

这件事被沈醉的母亲发现了,沈醉是余乐醒的妻弟,当年是他一手带进军统的,这时候已经是保密局的少将。

消息传到了毛人凤耳朵里。

毛人凤最怕军统老人倒向共产党,决心除掉余乐醒。

他派毛森去抓人,毛森判断余乐醒可能往四川跑,在成都和自贡都布了网。

自贡这边交给了周迅予,因为他是富顺人,对川南地形熟,更重要的是,他是余乐醒在临澧班教出来的学生。

用学生去抓老师。

余乐醒确实跑到了自贡,躲在一个盐商学生家里,住了三天,5月11日这天他出来准备走,结果迎面撞上了周迅予。

两个人隔着半条街认出了对方,余乐醒转身钻进了路边的旅社。

周迅予追到旅社门口,犹豫了。

他太清楚自己这位老师的本事,余乐醒精通军统全套套路,既然敢躲进去,肯定做好了防备。

硬闯不但抓不到人,还可能打草惊蛇,就这几分钟的犹豫,给了余乐醒活命的机会。

余乐醒在旅社里躲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换了一身苦力的旧衣服,混进运盐的船队,顺着沱江跑了。

等他到了重庆,周迅予还在自贡城里翻来覆去地搜。

新中国成立后,余乐醒被安排到一家机械厂当工程师,终于干回了年轻时想干的事。

1957年病逝,走的时候56岁。

从巴黎到莫斯科,从黄埔到军统,从被追捕到当工程师,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

周迅予就没这么幸运了,抓捕失败后他在军统体系里继续往上爬,升了少将。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他参与了12桥血案,成都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抓获,经过审判被依法处决。

那年自贡街头,两个人隔着半条街对视的那几秒钟,就是命运的岔路口。

一个人转身躲进了黑暗,另一个人站在原地没动。

转身的那个后来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走完了后半生,没转身的那个继续沿着老路往前走,一直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