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在重庆期间，常做客好友美丰银行行长康心如宅邸。不久便看中了康家亲戚、家中女佣阿英。


康心如此人，在金融界素有名望。他主持的美丰银行是抗战时期后方重要的金融机构，与政界往来密切。


于右任与康的交情，说来也平常，不过是文人雅集、诗酒唱酬的老套。康宅的宴席上，于右任常是主宾，挥毫题字，谈笑风生。康家的亲戚们围坐一旁，女佣们穿梭斟酒，谁也没有格外留意其中一个叫阿英的年轻女子。


阿英的来历，现今已难稽考。或说是康家某房远亲，因家道中落寄居帮工；或说就是雇来的帮佣，因做事伶俐得了主人眼缘。


她在康宅的具体活计，不过是洒扫庭除、端茶递水之类。于右任初到康家时，阿英大约二十出头，穿着粗布衣裳，说话带着川东口音，与座上那些西装革履的银行家、长衫飘飘的政客相比，实在不起眼。


于右任留心的细节，后人无从得知。或许是某次递茶时指尖的触碰，或许是某回廊下偶然的照面。这位以草书名震天下的陕西老人，在六十岁上下的年纪，忽然对康家的女佣生出了别样的心思。


康心如是否察觉，史料无载。但以于右任的身份地位，他即便有所知觉，恐怕也不便说破，只能装作糊涂。


二


抗战时期的重庆，物资匮乏，空袭频繁，人心却反倒生出些荒唐的热闹。于右任身为监察院长，公务繁剧，却常抽空往康宅跑。


他往来的频率，想必超出了普通友情的需要。康宅的人看在眼里，心知肚明的不在少数。


阿英的态度如何，更是无人知晓。一个寄人篱下的年轻女子，面对监察院长的垂青，怕是难有拒绝的余地。


于右任在康宅的时日，留下了若干痕迹。他好书法，兴之所至便提笔挥洒，康宅的墙壁上或许还留有几幅墨宝。


阿英大约也在旁伺候过笔墨，看他悬腕运笔，听他与康心如议论时局。这些场景，于今想象起来，带着旧照片般的昏黄质感。


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书法家，一个默默无闻的乡下女子，在战时的重庆，因着偶然的机缘，被卷入了同一段时空。


这段关系的实质，历来聚讼纷纭。有人说是两情相悦，有人说是强占民女，更有人考证出阿英后来竟为于右任诞下一女。


真相如何，当事人俱已作古，只留下零星的口传和互相矛盾的记录。可以确定的是，于右任对阿英，确实不同于寻常的逢场作戏。


否则，以他的身份，万不会做出战后携人出走这般惊世骇俗的举动。


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重庆。满城爆竹声中，于右任开始筹划一件私事。他要带阿英离开康家，离开重庆。


这个决定，于他绝非易事。原配夫人高仲林尚在家乡，他与高氏的关系虽有名无实，但公然纳妾、尤其是纳一个女佣为妾，终究要招来物议。


更何况阿英的身份，在讲究门第的民国政坛，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于右任的处理方式，带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他没有给阿英名分，而是将她安置在上海的一处寓所。


阿英从此改名换姓，深居简出，偶尔以于右任秘书的名义出入社交场合。


他们的女儿，后来由人抚养长大，一生未曾与父亲相认。这样的安排，对于右任而言，已是能力范围内的周全；对阿英来说，却难说是福是祸。


离开重庆那日，于右任的心情无人知晓。他或许最后望了一眼康宅的方向，那里有过他战时的慰藉，也有过难以言说的纠葛。


阿英呢，她是否回头看过这座山城？雾霭中的吊脚楼、江上的木船、康宅天井里那株黄桷树，都是她青春年月的见证。从此一别，这些东西都只存在于记忆中了。


四


于右任晚年寓居台湾，与阿英、与那个女儿的关系，渐渐成为禁忌话题。他在台湾写下的诗句，多有故园之思，却极少提及这段渝州旧事。


1964年他病逝于台北，临终前的诗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传诵一时。那大陆，自然包括他少年时的陕西、抗战时的重庆，以及阿英母女可能居留的上海。


阿英的结局，说法不一。有说她后来去了香港，有说她终老上海，还有说她早在于右任离渝后不久便已病故。


那个女儿，据说活到改革开放后，曾有人试图寻访，终究未果。这些零星的线索，如同山城常年的雾气，捉不到、看不清，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于右任的书法真迹，至今拍卖场上仍属热门。某年某幅草书拍出了高价，藏家在题跋中或许还能发现"心如兄雅正"之类的上款。


康心如的名字，因着这些墨宝，偶尔还会被人提起。但阿英是谁，恐怕连最资深的于右任研究者，也只能摇头。


信息来源：　　于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