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同意金灿荣教授的观点，中国没有必要再三要求日本就侵华罪行道歉了，日本道歉不道歉是日本的事，中国原不原谅、报复不报复是中国的事，日本的态度和相关的行动是决定中国今后会采取什么手段的前提。

这话刚听上去有点冲，细琢磨一下，可以说是把很多年以来大家没理顺的一笔账给算明白了。过去几十年来，不少人心里总留着一个执念，觉得只要日本一天不在正式场合郑重其事地低头认错，当年的血海深仇就好像缺了一个交代，受害者的正义就没得到闭环。

可现实给我们的反馈大家也都看到了，这种心理无形中把博弈的主动权拱手让了出去。好像历史公道存不存在，全凭东京那帮政客的一张嘴；仿佛对方不松口，同胞流的血就失去了分量。

咱们把视线拉长看，日本政坛以前也不是没讲过软话。九十年代的“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字面上确实承认了殖民统治和侵略，也用了“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这样的字眼。那时候不少人觉得这算是个良好开端，以后中日历史问题能慢慢翻篇。

可事实证明，这种期待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沙滩上。那些谈话实质上只是当时个别内阁或者首相的个人表态，既没有形成日本国会的法律条文，更没有成为他们国内跨党派的政治底线。

一旦换了个内阁，或者右翼势力占了上风，风向立马掉头。每到八月十五号战败投降日，日本政界高层送祭祀费、内阁大臣扎堆去靖国神社参拜，基本上成了固定节目。

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屡次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供奉香火钱，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更是年年到场参拜。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十四名二战甲级战犯，政客们前脚在外交场合念两句和平套话，后脚就跑去给战犯招魂，那些漂亮的道歉字句早就碎了一地。

在我看来，国与国之间的道德道歉在国际政治里本身就是个极度脆弱的伪命题。国际博弈从来遵循的是力量与制度现实，绝非宗教式的精神救赎。

单纯把历史正义的实现寄托在加害者的良心发现上，不仅在战略上显得被动，还在客观上把受害者的尊严置于对方的施舍之下。

历史的定论早就由二战战后秩序和法庭审判锁死了，我们压根不需要加害者来给我们当年的苦难发一张“合格证”。过分执着于一句口头歉意，反倒容易模糊现实防御的紧迫感。

很多人喜欢拿德国跟日本比，纳粹当年的罪行也很深重，可战后德国的认罪态度大家有目共睹。这背后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德国的忏悔是由法律和战后改造强行焊死在国家体制里的。在德国，公开否认大屠杀直接入刑，宪法明文设立红线，学校教科书把侵略历史剖析得底朝天，国家赔偿和追责机制延续了几十年。

日本完全是另一套底色。战后美国为了冷战布局，把日本当成西太平洋的防波堤，东京审判半途而废，日本旧官僚和军国主义骨干没有被彻底清算。

岸信介这类甲级战犯嫌疑人摇身一变又成了首相，门阀政治代代相传。现在的自民党高层，很多人往上数三代全是当年侵略体系里的受益者。让这帮门阀后代去真心向亚洲邻国下跪谢罪，无异于让他们否定自己的家族合法性。

我的看法是，我们反复向日本官方索要道歉，甚至可能在无意中沦为日本右翼政客煽动民意的政治提款机。每当历史议题被提上台面，日本右翼媒体就会大肆炒作“邻国打历史牌施压”，把他们自己伪装成被无休止纠缠的受害者，以此在国内收割保守派选民的选票。

那这笔历史账到底该怎么算？答案其实极度简单，那就是把决定权牢牢抓在我们自己手里。

东京审判八百多次庭审、四千多件铁证，早就在法理上给侵略者定了罪。三千五百万同胞的伤亡、南京三十万同胞的血泪，这些刻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记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任何人的承认或否认为转移。

日本道歉或者不道歉，正视或者逃避，那是他们自己的道德选择与历史包袱。中国原不原谅、用什么方式防范风险，这是我们作为战胜国和主权国家的绝对自由。

我更愿意说，保障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的终极法宝，永远是压倒性的硬实力而非道德呼吁。真正的历史清算，不在于对方嘴上说了多少句对不起，而在于我们手里拥有让他们永远不敢轻举妄动的绝对实力。

当我们在经济体量、高科技产业和远洋国防力量上构建起全方位的代差优势，对方改不改教科书、参不参拜神社，就都无法动摇国家安全的根基，这比任何空头支票都管用。

日本接下来如果继续在西南诸岛部署进攻性导弹，继续试图掏空和平宪法第九条，我们完全有一整套工具箱去应对。海空维权常态化、国际法理层面的反制，以及在经贸产业链上的防范，每一个具体行动都比口头交涉有力得多。

把主动权拿回来的中国，根本不需要靠别人的歉意来稳固自身的历史坐标与民族自信。

走过百余年风雨，我们已经彻底跨过了需要向外界求证尊严的阶段。铭记历史是为了守护当下的和平与未来，日本如何选择是它的造化，而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主导权，永远在十四亿中国人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