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洞见丨大约在23 个世纪之前，在古埃及发生了一起文化事件，它以会议、座谈会和研讨会的形式，明确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并留下了印记。这次会议牵涉法老托勒密二世，在亚历山大城召集了72 名希腊化了的犹太学者。希腊和犹太这两种全然不同文化的相逢，将以七十士译本——希腊文版的《圣经》——的产生为结果，并将最终改变希腊的思想与文化，形成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概念之基础，使西方文化拥有两千余年的根基、形式和灵感。

历史可以证实，每一个发达的文明都很可能有这样的跨文化经历，凭借不同语言体系和思想的和平对抗，形成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早期中国及欧洲，从其已知之始，就被证明是跨文化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在彼时业已学会了如何利用中东的诸多资源，例如青铜、马以及小麦。小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对其的描绘，成了代表“未来”的最早的象形文字，因为小麦预示着收获。

另外两个意义非凡的事件，也有助于加深中国的跨文化性：唐朝（618 —907 年）著名僧人玄奘所主导的“西行”，实际上是去了印度，并带回了最好的佛教著作集，而过去两个世纪中国的“西化”也使中国开始学习西方科学和现代技术。

将文化误解的问题作为（彼此）关系的首要原则，而非作为沟通的疏漏来提出，这是很根本的，远超个人、机构和文化交流的积极意向。文化概念是人类行为、语言和交流之基，而有关概念的知识，有助于人们彼此理解，甚至超越其（本身）文化、国家或大陆的分野。对跨文化组织的挑战，是将不同文化概念中发现的差异纳入视野之中，如此一来它们不仅能被接受和尊重，还能通过相互认识和理解而被丰富。故而，我们发展出了一种路径，即选择文化的关键概念，在经年累月的研究中，以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学术交流方式来讨论它们。在中欧各层级的互动不断增多的情形下，跨文化组织在中欧双方选择了有关文化交流之主流的关键概念，对这些概念都有着为数不少的潜在误解。

在这一路径中，我们遭遇了一些在人类学和一般人文科学中常常出现的、极其困难但却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被考量，并可以用下述悖论的形式来陈述：

第一个悖论，来自很快便出现的，互惠的人类学的领域，即互惠本身作为一种知识模式。若互惠成为一种知识模式，我们便面临全新的问题和巨大的困难。当互惠原则建基于跨主体性时，这种知识的对象为何？人，作为人类学的对象，不应再被视作一个对象，而应被视作一个主体。人类学的知识，作为一种跨文化和跨主体的知识，是主体间彼此了解的知识。他们不能成为彼此的两个对象，他们必须是两个主体。

第二个悖论是翁贝托·艾柯当时便强调的，即翻译的悖论。这一点依照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概念和参照。艾柯曾主张，世界上没有一个概念，可以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中被发现是同一的——这是一个激进的主张。他还提出这样一组问题：我们如何回应它？我们该如何处理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同一个问题：“那些来自（别的）文化的观察者，他们不实践任何我们的语言游戏，将会如何看待我们？”对于他们将表达自己的理解而言，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他们呢？这些来自域外的观察者，使用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游戏和范畴。我们如何确保能够获知它们的意义？

在不同语言的语词和概念之间缺乏绝对同义的情形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去深切了解文化的参照，接受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在对话和合作写作方法的动态过程中，以元语言的资源来填补罅隙，进而形成赵汀阳提议的，以跨主体性概念为基的“综合文本”（syntext）。所谓“综合文本”，是为了克服主体间的冲突，创造“跨文化的聚点”，这些聚点既可以是会面场所，也可以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去看的象征性的焦点，也即有着相当程度的象征性。这种跨主体性的概念，可以在与中国的关键概念“化”的“跨主体的对话”中觅得，“化”可被字面翻译为“融化和重铸”，或是更常被翻译为“转化（以适应彼此）”。在大多数情形下，它表明了在文化的相互接受方面，主体间性之敌意的一种解决（方案）。跨主体性发展出一种“互镜之效果”，这是一种譬喻，描述了每种文化如何反映其他文化，并互惠地分享知识。

赵汀阳如此定义跨主体性：（1）一种文化镜像了其他文化，可被解释为其他文化“被映射到”自己的系统之中，故此（2）其他文化可以被每种文化有意义地解释为自身系统的有成效的增殖；因而它要求（3）一种文化所提供的镜像，应具有无限的潜力，能为其他文化在自己的系统中被映射出，提供无穷的配置；以及（4）就我们从人文而非数学的角度而言，文化映射允许“合理误解”的存在，这基于一个可能的世界比数学系统更丰富、更复杂的事实，因此一个文化中的可能世界，不可能映射到其他文化之中而不失真；故而（5）文化映射进程，可能会在每种文化中产生基因的重组效应，进而令每种文化都被重新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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