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79岁老妇在办公室流泪，叶剑英怒斥办公室主任：她丈夫可是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1925年4月25日凌晨，广东香洲，叶剑英与粤军第二师官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兵变。那一夜，陈雨墉和二十四名同伴遇害，军队内部的派系冲突，给这支尚在动荡中寻找方向的队伍留下了沉重伤痕。
当时的南方，军阀势力交错，军队成分复杂，政治立场也并不统一。叶剑英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既要处理军事事务，也在军中开展政治教育。陈雨墉是新编团成员，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成为叶剑英熟悉的部下。
陈雨墉牺牲后，留下妻子房九妹和年幼的孩子。对一个普通军人家庭而言，丈夫战死并不只是姓名被记入名册，更意味着生活来源突然中断。房九妹独自抚养孩子，日子过得艰难，这种困难往往比战场上的枪声更加漫长。

叶剑英没有把陈雨墉只看作一名下属。根据相关回忆材料，陈雨墉在军中接受过他的教育和指导，生活上的事情也曾得到过关照。两人的关系，既有上下级之间的职责，也有共同经历风雨后形成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革命队伍早期的政治工作，并不只是开会讲道理。干部要了解士兵的出身、家庭和思想变化，必要时还要帮助他们处理实际困难。对叶剑英来说，关心陈雨墉的家庭，和要求部下坚定立场，并不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

1925年香洲事变发生时，局势变化极快。关于兵变的具体背景和参与者，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陈雨墉等二十五人遇害这一结果，成为相关回忆中反复提到的事实。叶剑英失去的，不仅是一批部属，也是曾经一起工作的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烈士家属的抚恤和生活保障逐步纳入制度建设。可是，制度能够解决一部分物质问题，却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记忆。对房九妹而言，叶剑英是丈夫生前的上级，也是那个年代少数真正知道陈雨墉经历的人。
1980年5月，叶剑英回到梅县。此时的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公务安排、休息规定和接待程序都十分严格。79岁的房九妹带着孩子寻访故人，却在招待大厅外多次等待，未能立即见到叶剑英。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工作人员是否掌握接待规定，而在于规定被机械执行之后，来访者的身份被忽略了。房九妹不是普通访客，她是陈雨墉的遗孀，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家属。若只按一般程序处理，便容易把历史关系也一并挡在门外。
两天后，叶剑英得知情况，亲自安排会面。见到房九妹时，他认出了这位多年未见的故人遗属。房九妹向他讲述了家庭生活，也表达了迟来的谢意。叶剑英听完后，对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有关工作人员作了严肃批评：“她丈夫是烈士，不能这样对待。”
这句批评针对的并非某一个人的态度，而是提醒身边工作人员，政治机关的规矩不能脱离具体对象。接待制度需要维护秩序，但烈士遗属所承载的历史关系，也应当被认真对待。两者发生冲突时，不能只剩下一纸规定。

会面之后，叶剑英给房九妹写信，并安排发放慰问金。钱数并不能弥补一个家庭失去丈夫和父亲的损失，信件也无法改变陈雨墉已经牺牲的事实，但这些安排至少表明，烈士的名字没有随着年代更替而被遗忘。
陈雨墉死于1925年，房九妹到梅县寻访叶剑英是在五十五年之后。一个人已经从军中青年变成国家领导人，另一个人也从中年妻子变成白发老人。两段人生在招待大厅重新交会，背后牵连的正是革命年代留下的人情、责任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