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洞见丨心智生活——我为这一系列讲座所取的题目听起来颇为自命不凡。谈论“思考”这件事，在我看来很是狂妄，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应当以自我申辩而非论证作为开场。当然，这个主题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论证，尤其是在吉福德讲座这样一个卓越的学术传统框架内更无此必要。令我不安的，是我自己竟开始尝试探讨这一主题，因为我既无意也无资格自称“哲学家”， 或成为康德带着几分讽刺意味称呼的“职业思考者”。于是，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是否该将这些问题留给专家？我必须通过回答来说明，是什么促使我从相对安全的政治科学与政治理论领域，冒险进入这些令人敬畏的深思之境，而不是安于现状、不去触碰它。
事实上，我对心智生活的关注源自两个截然不同的起点。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我在耶路撒冷旁听艾希曼审判的经历。在关于那场审判的报道中，我曾提出“恶的平庸性”这一说法。 这一说法背后并无任何系统化学说或理论主张，尽管我隐约意识到，我的说法与文学传统、神学传统、哲学传统对于“恶” 的思想背道而驰。我们知道，恶总是与恶魔相连，撒旦是它的化身，是那位“如闪电般从天堂坠落”的堕落天使路西法（《路加福音》，10:18）。乌纳穆诺说过：“魔鬼也是天使。”恶魔的罪是骄傲，也就是最优秀者才会有的傲慢：他们不愿侍奉上帝，而想成为上帝。据说，恶人行恶是出于嫉妒。或如理查三世那样，对自身失败的命运心怀怨恨。或如该隐那样，因为“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品，却不顾该隐和他的祭品”，于是该隐杀了弟弟亚伯。或如麦克白，因软弱而堕入罪恶。或恰恰相反，出自邪恶对纯善所怀的强烈仇恨，如伊阿古所言：“我恨摩尔人，我的恨出于本心。”又或者，是麦尔维尔笔下的克拉加特对水手比利·巴德身上那种“野蛮的纯真”的仇恨，是一种“顺乎天性的堕落”。又或者，恶出自贪欲，一切罪恶之根（radix omnium malorum est cupiditas）。然而，我面对的与这一切完全不同，却又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被施恶者身上那种显而易见的肤浅所震惊。这种肤浅使我无法将他无可争辩的恶行追溯到任何更深的根源或动机。那些恶行确实极其可怖，但那位在法庭上受审的极其高效的施恶者，却是一个极其普通、平凡的人，既非魔鬼，也非怪物。在他身上看不出任何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也没有任何具体的邪恶动机。他过去的行为、审判中的举止，以及审前警察问讯中的表现，唯一可辨认的特征完全是消极的：不是愚蠢，而是思考的缺席。在以色列法院与监狱的制度程序中，他表现得和在纳粹体制下一模一样。但一旦无法依循既定程序，他就手足无措。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他过去的官僚生活中，他那充斥着陈词滥调的语言都制造出一种阴森的滑稽。陈词滥调、官僚套话、对标准化言语与行为规范的服从，都具有一种社会公认的功能，能保护我们免于直面现实，免于回应现实事件与事实通过存在向我们的思考所提出的要求。倘若我们时时刻刻都对这种要求保持敏感，我们很快就会精疲力竭。艾希曼与我们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显然根本不知道这种要求的存在。
思考的缺席是一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寻常的经验。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更遑论有意愿去停下来思考思考的缺席。也正是它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开始问自己：作恶，无论是“作为之恶”还是“不作为之恶”，是否可能在完全没有法律意义上的 “卑劣动机”，乃至没有任何动机、兴趣或意志驱使的情况下发生？换句话说，无论我们如何定义邪恶，它是否真的需要那种“决心去做一个恶人”的意图？善与恶的问题、我们分辨对错的能力，是否与我们思考的能力有关？当然，这并不是说“思考”能够直接产出善行，好像“美德可以被教授”。真正能被教授的，只有习惯与风俗。我们也再清楚不过，当新环境要求我们改变行为方式与社会规范时，我们会以多么令人震惊的速度忘却一切旧的习俗。我们通常把善与恶的问题放在作为“道德”或“伦理”的框架中讨论，这本身或许就表明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因为道德（morals）源于拉丁语mores，而伦理（ethics）源于古希腊语ēthos，两者都意为习俗。拉丁语词偏向“行为规则”的含义，而希腊语词根则来自“栖居之所”（habitat），与我们今日所说的“习惯”（habit）一词同源。我所面对的思考的缺席，既不是因为他忘却了曾经所谓良好的礼仪或习惯，也不是那种无法理解的愚蠢，甚至不是所谓“道德疯狂”，因为这种缺席在许多与伦理判断或良知抉择毫无关系的场合中，也同样明显地存在。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随之浮现：思考这一活动本身，作为一种不论结果、不论具体内容，总是习惯性地审视一切发生的事或一切引起注意的事的习惯，是否可能使人不去作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制约人们不去作恶的条件？至少，从字面上看，良知（con-science）似乎暗示了这一方向，它的词义是“与自己同知”，是一种在每一次思考过程中被实现的知识。我们关于良知的一切经验，难道不正好印证了这个假设吗？所谓“心安理得”，往往是那些真正的坏人和罪犯才享有的常态，只有“好人”才会感到自己良心不安。换句话说，用康德的语言来表述，当事实让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概念（即恶的平庸性）之后，我无法不提出一个关于权利的问题：我凭什么权利拥有并使用这个概念？
因此，首先是艾希曼的审判激起了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其次，那些从事实经验中生发出来的道德问题，它们不仅与历代积累的智慧相对立，挑战了作为哲学分支的伦理学对“恶的问题”所提供的各种传统答案，也挑战了哲学对于“什么是思考”这个不那么迫切的问题所准备的更为庞大的回答。这些问题使我重新陷入了自我完成《人的境况》后就一直困扰着我的怀疑。我原本更谦逊地将此书命名为《实践生活》（Vita activa），是我的出版社将其命名为《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那时，我关注的是“实践”这一政治理论中最古老的关怀。而一直困扰着我的是，我所采用的“实践生活”，最初是由那些崇尚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人，从沉思的立场出发，才创造出与之对立的实践生活（vita activa）这一概念的。
高考结束世界杯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