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东京。

蒋介石的任命书送到了梅汝璈手上：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

放在任何一个读书人面前，这都是顶了天的荣耀。

梅汝璈看完，把任命书放下，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赴任。

不是推辞，不是请求缓期，是直接拒绝。

一年后，他乔装打扮，辗转香港，秘密摸进北京。

周恩来在台上介绍他："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全场掌声。

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被如此待见。

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户农家。1924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分别获文学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历任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在法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

换句话说，他是个教书先生，不是官场中人。

没当过法官，没在政界谋过位子。

他的优势，大概就是对英美法律程序比较熟悉，还有就是语言过关。

这样一个人，1946年被推上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法庭，代表四万万中国人，坐在那把椅子上。

出发前，他说了一句话：

"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话不是场面话。他是真的把这件事当成欠了国人的债去还的。

1946年5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

麻烦从第一天就来了。

法庭组建伊始，澳大利亚籍庭长韦伯宣布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认为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他气愤地脱下法袍，提出抗议，拒绝参加法庭预演。最终全体法官表决，同意梅汝璈关于法官座次按各受降签字国顺序排定。

脱袍这个动作，很多人觉得是意气用事。

但梅汝璈想的是：座次这件事，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是中国的排位。中国死了多少人，凭什么坐在英国后面？

这一仗，他赢了。

接下来两年半，更难的仗还在后面。

审判最后进入量刑阶段，东条英机等人该不该判死刑，十一名法官意见分裂。

最终，11名法官以6:5的微弱多数裁定，判处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

6比5，差一票就是另一个结果。

梅汝璈那一票，投的是死刑。

他后来说过：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审判结束，他没有回国赴任。

原因很具体。

他常常从报上看到国内"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更使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

这件事彻底让他寒了心。

他在东京，把七个战犯送上了绞架。

蒋介石在上海，把制造三光政策的人放了出去。

这两件事搁在一起，没办法和解。

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

部长的帽子，他不要。

1949年6月，梅汝璈设法由东京抵达香港，与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了联系，乔装打扮后秘密由港赴京。

一个曾经穿着法袍坐在国际法庭上的人，现在要乔装打扮偷偷摸进自己的国家。

他觉得值。

回到北京之后，梅汝璈在外交部工作了将近二十年。

这二十年，他做了很多事——出席国际会议，撰写法学文章，整理东京审判的史料，一笔一笔记录那两年半的细节，准备写成一部完整的书。

但有两段时间，把这一切都打断了。

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被扣上"煽动民族仇恨""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帽子——同一篇文章，同一个人，前脚是功绩，后脚是罪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梅汝璈被强制要求在外交部内扫厕所，写外调材料并被造反派抄家。

抄家那天，造反派翻出了那件法袍。

他们以为抓住了他"反动历史"的铁证，准备把法袍烧掉。

梅汝璈拦住了，说了一句话：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时穿过的衣服，是民族尊严的见证。
造反派无言以对，法袍留下来了。

那是他在那个年代里，少有的几次赢。

到了1972年秋天，他突然偏瘫了，送进医院就没能出来，1973年4月去世了。

他没能把那本书写完。

四章手稿，就搁在抽屉里。

【主要信源】
《梅汝璈先生晚年在外交部的境遇》，厉声教，澎湃新闻，2018年
《对话"中国第一大法官"之子梅小璈》，高渊，澎湃新闻，2016年
《梅汝璈：正义审判千秋凛然》，共产党员网/最美奋斗者专题，2019年
《梅汝璈》词条，维基百科综合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及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