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BU（烏克蘭國家反腐敗局）在「福雷斯特・岡普（Forrest Gump）」行動中公布的新一批錄音。錄音內容不只是涉及涉嫌非法處理資金，還揭示了有人試圖控制國有的 Sense Bank，以及把「自己的人」安排進反腐敗及其他執法機構。
19日上午，NABU及SAP展開「福雷斯特・岡普」特別行動，搜查了Sense Bank、總統辦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Iryna Mudra）以及國會議員瓦迪姆・斯托拉爾（Vadym Stolar）等人的相關場所。穆德拉當天中午更被總統澤連斯基正式免去總統辦公室副主任職務。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NABU公布的新一批錄音。錄音似乎顯示，身在海外的季莫爾・明迪奇（Timur Mindich）仍可能透過身邊的人影響烏克蘭國內的一些事務。
錄音中出現一句非常引人注意的話：「我們那個以色列難民蒂穆爾打來了。」根據文章的解讀，這裡所說的「蒂穆爾」很可能就是明迪奇。
錄音中一名女性聲音——NABU認為可能是穆德拉——談到有人曾經先後找上門，希望成為Sense Bank的「靠山」或控制力量。她之後提到「大衛」，可能是最高拉達議員、人民公僕黨團領袖大衛・阿拉哈米亞（David Arakhamia），以及明迪奇打來的電話。
錄音中的女性聲音表示，明迪奇告訴她：「請把Sense Bank接過來。」理由是，銀行裡面有大量資金流動，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會被其他人「榨乾」。錄音中還提到Sense Bank存在「非常大的資金流」。
Sense Bank早已經被烏克蘭政府國有化，因此從法律及形式上來說，它屬於國家。也正因如此，錄音中所說的「控制銀行」究竟具體指什麼，以及所謂「老闆」到底是誰，目前仍然存在疑問。
錄音顯示，6月16日曾經發生一場涉及Sense Bank管理層及某名前國會議員代理人的會面。文章推測，這名議員可能是前議員馬克西姆・米基塔斯（Maksym Mykytas）。
據錄音內容，雙方當時討論了如何讓一筆資金通過Sense Bank，同時避開銀行的金融監控程序。
其中還提到一名銀行女員工。她最初「不配合」，不願意執行相關交易，因此有人一度考慮將她解僱。後來則改變做法，錄音中以非常粗暴的說法形容，最終「壓過去」讓她執行交易。
文章稱，最後這筆錢分成多個批次進入銀行，甚至以「幾袋現金」的方式處理。
NABU目前的說法是，相關犯罪組織涉嫌利用Sense Bank等渠道，將大約1.5億格里夫納現金轉換成合法資金。調查人員認為，其中部分資金可能被用來支付「米達斯」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士的保釋金。
文章認為，這個人很可能就是前能源部長兼前司法部長赫爾曼・加盧先科（Herman Galushchenko）。
時間線也受到關注。根據文章，相關資金操作發生在6月，而到了6月29日，加盧先科在繳交保釋金後獲釋。不過，這些錄音內容及調查指控目前仍屬執法機關調查的一部分，涉案人士是否真正犯罪，仍需要司法程序確認。
除了Sense Bank之外，這批錄音還涉及另一個更加敏感的問題：誰在控制烏克蘭的反腐敗及執法機構。
文章稱，NABU在錄音中發現了有關「把自己的人安排進NABU及其他執法機構」的討論。
錄音中的女性聲音抱怨，他們目前缺乏足夠的「人才儲備」，因此無法確保重要執法機構未來由自己信任的人控制。
她還提到烏克蘭國家反腐敗局局長謝苗・克利緬科（Semen Kryvonos?）的繼任問題，並談到是否需要讓他繼續留任。原文稱「Клименко」，即克利緬科，錄音中的說法是：「我們沒有考慮、也沒有準備克利緬科的接班人。」
之後，女性聲音進一步抱怨，他們正在逐漸失去對執法機構、尤其是反腐敗機構的控制。
她表示，他們本來應該建立自己的「人才儲備」，但目前沒有足夠的人選。
錄音中甚至直接把矛頭指向美國。她聲稱，美國人早就有計劃地從NABU內部培養自己的「人才儲備」，而且已經逐步在多個執法機構取得影響力。
她在錄音中提到的機構包括海關、經濟安全局（BEB）、ARMA、NABU、SAP以及國家調查局（DBR）。
文章認為，這部分錄音尤其敏感，因為它涉及的已經不只是個別官員貪腐，而是烏克蘭政治權力核心對執法及反腐敗機構人事控制的問題。
不過，這裡也必須區分「錄音中的說法」與「已被證實的事實」。目前公開內容只能證明NABU掌握了這些錄音，並認為其中涉及相關人士；錄音中的女性是否確實是穆德拉，以及她所說的「美國人控制」是否符合實際情況，都需要進一步調查及證據確認。
至於此次「福雷斯特・岡普」行動，目前公開涉及的人包括國會議員瓦迪姆・斯托拉爾、總統辦公室前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及前國會議員馬克西姆・米基塔斯等人。
NABU及SAP表示，他們正在調查一個由現任及前任國會議員領導、並可能涉及總統辦公室高級官員及其他人士的犯罪組織。
而Sense Bank則成為這起案件中最值得關注的部分之一：如果NABU最終能證明國有銀行真的被利用來協助處理非法現金、規避金融監控，甚至為特定政治人物或官員提供資金安排，那麼案件的政治及制度層面將遠比單純的貪腐案件更加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