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他世界丨旅馆生活1957年的巴黎依然由一系列街区聚成，它们个性鲜明、界限清晰，就像独立的村落。杰奎琳·布维耶所住的第十六区开设有商店，竖着一幢幢体面的公寓楼；保罗·德加奈（Paul de Ganay）的圣日耳曼郊区坐落在荣军院的大广场身后，当中屹立着规模巨大的豪宅；苏珊·桑塔格在巴黎栖身的街区则带有波希米亚风。三个街区虽然仅相隔几英里，却迥然相异。1957年12月，桑塔格刚抵巴黎就写道：
圣日耳曼德佩区：和格林威治村不同，完全不一样……没有民族认同的断裂，也没有错误认同……去咖啡馆的日常。下班后，或者想写写画画时，你就来咖啡馆找熟人。最好能和谁一起，或者至少有个定时定点的约会……一个人应该去多几家咖啡馆——平均：一晚上四家。39
属于桑塔格的巴黎地图将收录第五区和第六区的咖啡馆、酒吧、旅馆和公寓，就在圣日耳曼德佩区和拉丁区附近。圣日耳曼德佩区以同名教堂为大致边界，区内有众多出版社和重要的文学咖啡馆——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和花神咖啡馆（Cafe de Flore），波伏瓦和萨特曾在这里度过德占时期，一边写作，一边喝代用咖啡*取暖，一待就是三小时。东边仅几个街区外的拉丁区是学生们的活动圈子，他们出没于索邦大学附近，往返于圣米歇尔大道，那里有几十家书店和廉价餐馆。
左岸是文学圣地，而它所在的这座城市仍自诩为世界文学的中心。萨特在其1949年出版的《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中开玩笑称，法国作家的关系网被编织得如此细密：“只要运气好，一个忙碌的美国人可能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见到我们所有人。”40他可能应该再加一句，在1950年代的巴黎，一个忙碌的法国人能更快地和所有美国人打上照面，就在塞纳河和卢森堡公园间那些蜿蜒辗转的街道上。哈丽雅特在圣日耳曼德佩区巴克（Bac）地铁站附近一间极其窄仄的佣人房里写作、做翻译，“房间位于一幢非常时髦的公寓楼里，要费劲爬六层楼才到，可以看见别家的屋顶”。41苏珊抵达后，结伴的两人一起在奥德翁（Odéon）地铁站附近、位于格里高利·德图尔街的环球豪华大酒店（Grand Hôtel de l’Univers）住了十天，而后搬回哈丽雅特的固定住所普瓦图旅馆，它坐落于塞纳河街上，前面就是美术学院。再后来，她们从哈丽雅特的数学家朋友萨姆（Sam）那里借到了位于布朗热街的一套更宽敞的公寓。
桑塔格的朋友安妮特·米切尔森（Annette Michelson）起初住在卡梅斯旅馆（Hôtel des Carmes）的一个房间里，那是一个配有标准规格的水槽和坐便器的学生宿舍，靠近先贤祠。1949年，她与伴侣伯纳德·弗雷茨曼（Bernard Frechtman）一起搬离了这条僻静的小路；弗雷茨曼从离经叛道的作家让·热内（Jean Genet）那里买下了第十四区若讷街的一套公寓，因为热内更青睐旅馆生活。热内旧居的墙壁覆盖了深色的细麻布，没有厨房，所以这对恋人还像住在旅馆里一样去餐馆用餐。42弗雷茨曼身为热内的经纪人和最狂热的支持者，正在将其所有作品翻译成英文。安妮特则在撰写艺术评论。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桑塔格的邻居，和她同处一个朋友圈子，即使两人算不上密友。他与男友彼得一起住在拉丁区的一间分租房里，离河更近，而且几乎无需花费分毫。这间租屋后来被称为“垮掉旅馆”，它位于吉尔勒库街（Gît-le-Cœur）九号，破旧不堪，在每层的楼梯平台上设有土耳其式蹲厕，四十二户人共用一个浴缸。43住在附近的还有来自巴纳德学院的英语专业生艾丽斯·欧文斯（Iris Owens），她使用笔名，为莫里斯·吉罗迪亚（Maurice Girodias）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创作色情小说。在其《女人的事》（Woman Thing）一书中，几乎所有场面都发生在奥德翁一带，没走出王子先生街一家旅馆房间半步。风光都困在室内，语言则一本正经地在挖苦（例如：“他的鸡巴将她的大腿顶出了瘀伤，就像沙特尔大教堂的尖塔一样庞大而坚硬”）。44
涉及1950—1960年代生活在巴黎的知识分子——无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的出版物中，极少有能完全不提及旅馆房间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房租受到严格控制，由于房东无利可图，新住房的建设也迟滞下来。解放后，巴黎人口暴涨。找不到空余的公寓，人们就按月租赁旅馆房间。这些单人间的厕所位于走廊尽头，运气好的话，还能用煤气灶煮燕麦粥或炒蛋。除此之外还能住在佣人房里：任何一幢体面的公寓楼都有顶层（通常是六或七层），在复折式屋顶之下的狭窄空间里曾经住着佣人。随着巴黎社会慢慢民主化，住在雇主家里的佣人越来越少，她们的住所成了学生们的廉价租屋——通常得共用一间厕所。如果要洗澡，就必须去公共澡堂，大多数街区都有。离桑塔格和索默斯住处不远、在拉丁区南端的莫夫塔街上，有一家叫“长辈浴场”的澡堂。而在“垮掉旅馆”里，金斯堡、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和格雷戈里·科尔索（Gregory Corso）如果支付额外的热水费用，就能提前收到通知洗上澡。45这样的情况自1949年，也即史密斯学院大三学生每周洗一次澡那会儿以来，一直没有改变。
桑塔格和金斯堡在回顾他们的巴黎岁月时，都描述了一个明白无误、独见于法国的物质环境，以及一个本质上属于美国的社交生活。桑塔格的法语是初学者水平——毫不夸张。芝加哥大学的初级法语1a、1b和1c课程着重阅读能力，结课后要求参加资格考试，根据大学的课程目录册：“该一年制课程的主要目标是流畅、准确地阅读标准法语。其次是口语和听力。特别关注法国文化和文明。”46桑塔格也许能阅读一点法语，但她没有在高中正儿八经学过法语（她在北好莱坞高中学的是西班牙语），也没有为国外生活早早打算；与来巴黎念大三的史密斯学院学生相比，她几乎谈不上懂法语。47
“我们埋头在自己的飞地里，因为我们的法语并不好。”金斯堡回忆道。48他们的自由也滋生了孤立和经济困难。没有寄宿家庭的妈妈为他们准备饭菜；没有沉浸式的训练来强化他们的法语；没有萨莱尔小姐领着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生活。对金斯堡，以及此后成千上万的侨民来说，巴黎这个地方让人陷入了一种古老生活仪轨，从在露天集市采买食物，到想方设法把自己收拾干净，这种生活在一个几乎与法国人毫无交集的宇宙中运行，他们在你跟前招摇过市，就像疏隔的幽灵。
“1957年我来到巴黎，什么也没见到，”十年后，桑塔格为其小说的译介重返巴黎，就向她的提问用法语流利作答，并对其中一个法国记者说道，“我被封闭在一个本就属于异乡人的环境中。但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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