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南宁机场乱成一锅粥。广西省政府的人挤在最后一架飞海南的运输机前，黄旭初站在舷梯旁，手里抱着几捆省政府的账册。有人催他快上飞机，他回头看了一眼，说账还没理完。
这个细节后来被当时省政府秘书处的人反复提起，一个当了十九年省主席的人，最后逃难时最放不下的不是金银，是账本。

黄旭初在桂系三巨头里，是最没有传奇色彩的一个。
李宗仁有北伐、台儿庄、竞选副总统、代理总统，白崇禧有小诸葛的名号，黄旭初只有广西省政府主席一个头衔，但这个头衔他一戴就是十九年，从1931年到1949年，比李、白任何人在任何一个位子上坐得都久。
新桂系喊出的口号再响，落到地上就是征兵、征粮、办民团、修路、建学校。这些事，绝大多数是黄旭初在干。广西穷，穷得叮当响，李宗仁和白崇禧却敢跟蒋介石叫板，还能撑起一支像样的军队，没有黄旭初在后方抠钱粮，根本撑不住。
黄旭初是容县人，早年读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后来进北京陆军大学，在桂系军人里学历算完整的。他和李宗仁、白崇禧都有同学之谊，但早年并不亲密。李宗仁晚年口述历史里谈到黄旭初，用的词很朴素：忠厚、负责、没有野心。这几个字看起来平常，放在新桂系这种派系里，其实很重。
李宗仁、白崇禧在外头打天下，最怕后院起火。黄旭初不抓军队，不搞派系，不跟南京眉来眼去，一心一意守着广西。李宗仁放心他，也正需要他。但李宗仁对他的评价也仅此而已，他不认为黄旭初能开疆拓土，更不指望他参与南京政治。黄旭初自己也清楚，从不越位。
白崇禧对黄旭初的看法要挑剔得多。白崇禧性子急，眼光高，看不上黄旭初的慢。广西建设里，白崇禧主抓民团，把民团看成桂系的命根子。黄旭初是省主席，要统筹全局，常常在民团经费上卡一卡。白崇禧觉得黄旭初太抠，黄旭初觉得白崇禧不顾财力。这种矛盾从1930年代一直延续到1949年。
白崇禧后来在台湾接受访问时，谈到黄旭初，说他人是好人，但魄力不够，只能守成，不能创业。这个“守成有余，开创不足”的八字评语，后来成了黄旭初身上最著名的标签。白崇禧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清楚：桂系要的是能跟我一起打天下的人，黄旭初只能看家。
程思远跟了李宗仁、白崇禧很多年，他在回忆录里写黄旭初，印象是木讷寡言，像个账房先生，不像封疆大吏。
这个观察很准。黄旭初个子不高，话少，穿衣服也不讲究，站在李宗仁、白崇禧旁边，常常被误认为是省政府里的科长。广西省政府的人都知道，黄主席批公文可以批到深夜，数字记性极好，哪个县一年征多少粮、哪个区有多少壮丁，他随口就能报出来。他不喝酒，不应酬，不置私产，夫人在桂林深居简出。当时到广西参观的人，说广西的官穷，衣服旧，但精神好。胡适1935年去广西，在日记里写广西官员生活简陋，做事却认真。
这背后，就是黄旭初带出来的风气。

1944年桂柳会战，是黄旭初最难熬的时候。日军打进广西，桂林、柳州相继失守，省政府一路撤到百色。白崇禧从重庆赶回广西善后，在一次军政会议上公开批评省政府疏散不力。
白崇禧话说得很重，大意是前方将士在拼命，后方把老家丢了。黄旭初坐在下面，没有辩解。据广西文史资料记载，黄旭初会后向李宗仁提出辞职，李宗仁没有准。李宗仁的理由很实际，这个时候换人，广西更乱，黄旭初只好继续干。这件事他晚年不愿多谈，但在回忆录里写桂柳会战那一章，字里行间全是疲惫。
抗战胜利后，广西满目疮痍，黄旭初主持复员，刚有起色，内战又来了。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黄旭初在广西全力帮他拉票，动用了省府的行政资源。李宗仁当选后，蒋介石对桂系更加忌惮，一度想拿掉黄旭初的省主席职务，换自己人控制广西。
李宗仁顶住了，但到1949年，局面已经不由李宗仁控制。白崇禧的部队退入广西，军粮军饷全压在省政府头上。黄旭初已经拿不出钱。白崇禧在桂林多次召集会议，逼黄旭初加征粮赋。黄旭初说广西老百姓已经征了三年，再征就反了。白崇禧不听，说军队没有饭吃，不用人家打，自己就散了。两人最后几乎翻脸，黄旭初这个省主席，当到了头。
1949年10月，白崇禧在桂林成立广西军政委员会，自任主任，黄旭初只挂一个副主任，名义上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白崇禧把省政也抓了过来。黄旭初明白自己成了包袱，他后来离开广西，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香港。这个选择，多少说明了他晚年的心境。他不想再夹在中间，也不想再看人脸色。

黄旭初在香港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他没有李宗仁那种海外政治资本，也没有白崇禧在台湾的旧部接济。他住在九龙一间小公寓里，靠给报馆写稿、整理回忆录维持。
黄旭初1975年在香港去世，终年八十三岁。那时李宗仁已经去世六年，白崇禧去世九年。桂系三巨头里，最后一个离开的，竟是这个最不起眼的省主席。
他死后，台湾的《广西文献》出纪念专号，旧部写文章称他为“广西之萧何”，但萧何至少封了侯，黄旭初晚年只有几箱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