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意外发现中国援阿尔巴尼亚的大量化肥被随意堆放在田间地头，任凭日晒雨淋失效；明明没有棉花却要求中国援建纺织厂，从中国进口棉花加工成布匹再返销中国牟利；并且阿方提出的军事项目数量远超其国防需求。
真正值得从后往前看的，是1978年。那一年，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曾经被包装得极其牢固的中阿关系迅速降温。一个不到300万人口的巴尔干国家，前后接受中国大规模经济和军事帮助二十多年，最后却与中国分道扬镳。这件事本身就证明，国际关系从来不是谁给得多，谁就一定能换来长久支持。
把时间拨回1960年代，就能看明白中国为什么愿意投入。1961年以后，阿尔巴尼亚同苏联关系彻底恶化，苏联援助停止，双方外交关系降到很低水平；1968年苏军等华约部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后，阿尔巴尼亚正式退出华约。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个地处欧洲南部的小国，政治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它本身的经济体量。
阿尔巴尼亚也确实给过中国重要支持。1949年11月23日，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争论公开化时，阿方站在中国一边；1971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又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共同推动。
问题出在，政治价值一旦被无限放大，项目本身就容易失去尺度。公开史料中，耿飚后来提到，自1954年起中国对阿经济和军事援助规模已接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数字更高。放在当年的国力条件下，这绝不是一笔轻飘飘的钱。中国自己还在推进工业化，却要拿出大量设备、粮食、原材料和外汇支撑一个欧洲国家。
更麻烦的是，援助逐渐从“帮它解决困难”，滑向“替它维持一整套超过自身能力的体系”。一个国家只有两百多万人，工业基础有限，却不断提出新的工厂、设备和军事项目。项目建起来以后，原材料从哪里来、市场在哪里、设备谁维护、零件谁供应，这些本该在立项之前算清楚的问题，却经常被政治关系压到后面。
纺织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阿尔巴尼亚本身并不是主要产棉国，可纺织设备建起来后，又需要中国帮助解决棉花原料。棉花运过去，加工成纺织品，再想办法进入中国市场，等于援助方不仅出机器，还得解决上游原料和下游销路。这样的产业项目，很难形成真正独立的造血能力。
化肥的浪费则把问题暴露得更加直观。中国帮助建设化肥生产能力，本来是为了增加农业产量，可如果仓储、运输、施肥制度跟不上，化肥生产得再多，也可能露天堆放、受潮失效。援助做到这一步，已经不能只统计“建了多少厂、送了多少吨”，必须追问这些资源到底有没有转化成生产力。
军事援助尤其如此。阿尔巴尼亚国土不大，人口有限，军队规模也受到经济能力约束。如果武器装备和军事工程超过实际需求，表面上是增强安全，背后却意味着更高的维修、训练、弹药和后勤成本。装备给得越多，对供应国的依赖反而可能越深。这种关系长期持续，对双方都不是健康状态。
耿飚1969年5月到阿尔巴尼亚任职后，看到的正是这种失衡。他没有只听欢迎宴会上的漂亮话，也没有满足于统计援建项目数量，而是跑到实际使用环节去看。一个外交官最难得的地方，不是把双边关系描述得多热烈，而是在关系最热的时候还能看见浪费、依赖和利益错位。
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已经变了。1970年代初，中国同意大利、奥地利、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陆续建立或发展外交关系，同英国的外交关系也提升到大使级，中美之间开始接触。阿尔巴尼亚原先作为“中国在欧洲特殊伙伴”的稀缺价值，自然不像1960年代初那么突出。战略选择一多，单一伙伴的重要性就会重新计算。
阿方却并没有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它希望中国继续按照旧有方式提供支持，又对中国改善同其他国家关系持强烈异议。一个只有有限国力的小国，如果要求伙伴按照自己的外交判断行动，本身就是对双方实力和利益结构的误判。朋友可以支持彼此，却没有资格替对方规定外交路线。
1978年的决裂因此并不突然。长期积累的问题到那时集中爆发：经济援助越来越重，项目利用率存在疑问，政治分歧不断扩大，双方对彼此战略价值的判断也不再相同。过去靠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维系的关系，一旦现实利益出现裂缝，就很难继续按照原来的惯性运行。
这段历史留给中国最有价值的一课，是国家援助不能脱离国家能力，更不能脱离项目效益。真正负责任的援助，不是对方提出十个项目就答应十个，而是帮助对方选择最需要、最能落地、最有持续收益的项目。能自己运转的工厂，比不断追加原材料的工厂更有意义；能形成就业和税收的合作，比单纯输送物资更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