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宁解放那天，一个放牛奴瘸着腿冲进解放军驻地：我是失踪12年的红军副营长，要归队！话音刚落，现场所有人泪目！

九月的太阳照在刚换上新牌子的城墙上，照得人心头发热，城外几十里地的山坳里，一个给地主放了十二年牛的中年汉子突然撂下了牛鞭。
 
他叫廖永和，三十出头，右腿瘸得厉害，走路时右脚在地上拖出沙沙的响声。那天他没洗脸，羊皮袄上全是草屑，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山路，寻到了解放军刚驻下来的营地门口。
 
哨兵是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看着眼前这个满脸风霜、腿有残疾的汉子，以为是附近来讨饭的老乡。汉子开口，声音沙哑，却像是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同志，我要归队。”哨兵没听明白，往前凑了一步。廖永和吸了口气，站直了那条好腿，一字一顿地说：“我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的副营长，廖永和。”
 
哨兵手里的枪差点滑了一下。没人能怪这个年轻人失态——红三十军，这是个在民间流传了很多年的名字。1936年底到1937年初，那支部队在河西走廊拼到了最后一刻。

梨园口、倪家营子，那些血色的地名背后，是数千个散落在戈壁、雪山和荒原上的番号。十二年了，没人想到会在西宁郊外的军营门口，从一个放牛汉嘴里重新听到这个番号。
 
十二年前的廖永和才二十岁出头，已经是副营长了。他是安徽金寨县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1929年，十二岁的他就当了儿童团员，站岗放哨。1931年加入共青团，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特卫连当传令兵。

1932年随部队离开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转战到川陕根据地。1934年3月，在四川苍溪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给地主放羊的穷孩子成长为红军干部，他一路打过硬仗，当上了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
 
1936年10月，两万余名西路军将士奉命西渡黄河。谁也没想到，这支孤军在河西走廊遭遇的会是那样的命运。1937年1月，倪家营子阻击战打得天昏地暗。廖永和带人扼守左翼阵地整整七天，右腿被弹片擦穿，左膝又中了一枪，彻底动不了了。部队撤走后，他和几名伤员困在雪地里，靠啃皮带撑着，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人。
 
1937年3月5日，西路军由倪家营子突围进入祁连山。3月13日，总部在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召开会议，把部队分成三个支队打游击，廖永和所在的部队编入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他因为在倪家营子增援高台的战斗中右腿负伤，在一次急行军中掉了队。从此，开始了漂泊草地十二年的不寻常生涯。
 
他拄着棍子，踏着战友们的足迹艰难前进。在追赶部队的途中，遇到了十一个掉队的同志，十二个人结成了一个寻找部队的战斗集体，廖永和成了临时负责人。他们大多是伤员，仅有三条步枪、十二发子弹，穿着单衣草鞋，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高山严寒中行进。

干粮吃完了，就拣野兽皮骨用雪水煮了吃。经过近二十天的雪地行进，他们到达了今天青海天峻县的木里地区。打听到部队没来这边，又往北赶，越走离部队越远。
 
后来廖永和遇到了一个蒙古族老大娘。马家军有死令，收留红军者就地处决。老大娘二话没说，替他换下红军衣，对外说这是个逃荒的哑巴。

十二年里，廖永和替牧主放牛放羊。腿骨歪着走一步疼一步，冬天冻到胸口发麻，但他从没忘过自己是红军。夜里守夜的时候，他悄悄朝东方举起右手行军礼，入党誓词在心里天天默念，一天没断。他把写着姓名和部队番号的红布贴身收藏，十二年没离过身。
 
1948年，老大娘病逝前拉着廖永和的手，用蒙语比划：是红军，就等他们回来。
 
1949年9月5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一军先遣侦察队600余人抵达西宁，西宁宣告解放。消息传到了距离西宁四百多里的德令哈。廖永和扔了羊鞭，在老大娘坟前磕了三个头，揣上一块糌粑，拄着棍子就往东走。从德令哈到西宁，四百多里路，他走了十八天。
 
走进营门时，他脚底的血泡用羊皮裹着，人已经脱了形。政治部当夜审核，他报出红三十军的番号、暗号、阵位，连炮落点都毫厘不差。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亲自督办核查，通过比对尘封的西路军档案，并召集数位幸存老红军辨认其腿部伤痕与相貌，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
 
确认身份那天，营里送来了新军装。廖永和抖着手穿上，站在镜子前腰杆笔直，举起右手敬了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