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日本佛教徒曾支持本国的军国主义。

彼时日本刚刚确立本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日益表现出意欲发展为军事强国的特点。它首先取得了两场惊人的胜利，即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继而又将势力扩展到中国的东北和台湾，以及朝鲜半岛。

许多日本佛教的宗派领袖毫不犹豫地支持军国主义，如禅师释宗演于1893年代表日本禅宗前往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大会，向美国民众介绍禅宗时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比同时与会的两位亚洲禅师辨喜和达摩波罗更加明显。他拒绝与托尔斯泰联名上书谴责1905年的日俄战争，还在1906年的某次演讲中，面对美国听众讲述日本佛教徒为何不相信个人主义，以及为何“为达目的不惜性命”，以牺牲自我昭显“对死亡更为崇高的诠释”。在1912年，这位禅师极力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辩护：“只要战斗出于一个公正而光荣的理由，所谓战争就不是什么恐怖的坏事……尽管会有许多人遭遇事实上的肉体毁灭、心灵遭受重创而破碎，但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来看，这些牺牲者无疑都是在心灵的圣火中涅槃的凤凰，所有亡者都将从郁积的灰烬中重获新生，超凡脱俗，光耀无匹。”

（潘卡吉·米什拉《苦厄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