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遭马家军包围，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彭老总情急之下，大喊：“炮轰穿蓝毛衣的人！”没想到这一喊，直接扭转了战局！
1949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3月11日耀县西北一战，人民解放军毙伤马继援部1000余人，马得胜也在战斗中被击毙。报道没有“蓝毛衣”，更没有彭德怀现场高喊那句话。也就是说，战斗是真的，马得胜战死是真的，传奇口令却更像后来附着在真实战史上的戏剧化细节。
西北战场有自己的特殊性。这里不是村镇密集、铁路纵横的华东，也不是重工业基础较强的东北。陕西、甘肃、青海地域辽阔，山地沟壑又多，补给线稍微拉长，粮食和弹药就可能跟不上。马步芳部长期盘踞甘青，对地形熟悉，又拥有相当数量骑兵，这恰好能放大他们的机动优势。
骑兵最麻烦的地方，也并非正面挥刀冲阵，而是能迅速出现在你不希望他出现的位置。步兵一天辛苦行军几十公里，骑兵却能更快完成迂回。正面阵地打不动，他们可以绕侧翼；发现对手撤退，又能立即追击。这种打法欺负的恰恰是步兵部队火力不足、阵形拉长和通信不畅。
1948年的西府陇东战役，就是一堂代价不小的实战课。西北野战军攻入宝鸡后，战场形势迅速变化，胡宗南部与马步芳部从不同方向压来，我军不得不转移。第四纵队也参加了这场艰苦作战，后来还承担掩护主力东撤等任务。那一仗留下的教训，比任何漂亮战报都更有价值。
到了1949年2月，第四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下辖第10、第11、第12师，部队编制更加正规。过去在西府战场经历过的挫折，并没有被简单当成一段败仗翻过去，而是进入后续作战经验。此后第四军参加春季战役，在淳化、口头镇、西凤山等地连续作战，战斗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马得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撞了上来。根据1949年的公开报道，他带着4个骑兵团从陇东向东进犯，3月10日占领淳化，随后继续向柳林村方向行动，11日在耀县西北遭人民解放军打击。此役马继援部被毙伤1000余人，马得胜本人被击毙。
更关键的一幕，其实发生在三个月后的咸阳。1949年6月，胡宗南和青宁“二马”联合向西安方向反扑。马继援率第82军第190师、第248师和骑兵第8旅向咸阳猛攻。刚进入陕西的第18兵团第61军第181师赶赴咸阳组织防御，一场真正检验骑兵冲击力的硬仗开始了。
这一次，马继援碰上的不是仓促转移中的步兵。第181师加修工事、完善阵地，逼着对方在预设战场上硬碰硬。6月13日双方连续激战13个小时，人民解放军毙伤敌军2000余人，迫使马继援退至醴泉一线。过去靠机动寻找漏洞的骑兵，一旦撞上准备充分的阵地，优势就迅速缩水。
这才是1949年西北战场真正的分水岭之一。马家军并不是突然“不敢打”了，而是他们过去最擅长的打法越来越难奏效。炮兵可以轰击集结地域，迫击炮能够封锁冲击路线，机枪又能构成交叉火力。战马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快过炮弹和子弹。勇猛可以影响局部战斗，却无法跨越兵器和战术体系形成的差距。
与此同时，第一野战军的“家底”还在迅速增加。第18、第19兵团陆续进入陕西后，西北人民解放军兵力得到明显加强。中国军网军史资料特别提到，第18、第19兵团抵达后，第一野战军与胡宗南、“二马”集团进行决战的条件逐渐成熟。西北战场开始从“如何挡住反扑”，转向“怎样把敌军主力吃掉”。
7月扶眉战役展开后，胡宗南集团遭受重创，西北战场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打开。接下来问题已经不是马家军能不能重新杀到西安，而是第一野战军什么时候向甘肃、青海推进。过去四处迂回、寻找解放军薄弱环节的马家军，开始被压缩到必须守城、守山头、守交通线的位置上。
兰州于是成了最后的硬骨头之一。马步芳经营这里多年，南山阵地拥有碉堡、外壕、人工削壁、铁丝网和雷区，防御条件相当坚固。地方志资料记载，一些人工崖壁高度达到6至10米。这时马家军甚至已经不能再指望单靠骑兵解决问题，只能依托坚固阵地同第一野战军进行正面较量。
1949年8月，第四军也打到了兰州城下。这个安排颇有历史意味：一年前在西府陇东承担掩护转移任务的部队，此时已经成为攻坚力量。第四军第11师等部反复冲击沈家岭、狗娃山，随后攻入兰州西关。中国军网资料记载，第四军在兰州总攻中歼敌1万余人，为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争史最值得记住的，也恰恰不是传奇故事里那种“一招制敌”。1948年还十分棘手的对手，到1949年并没有凭空变弱，是人民解放军自己变得更强、更成熟了。
从耀县打掉马得胜，到咸阳挡住集团冲锋，再到兰州攻克坚固阵地，这条战线说明了一件事：真正能够扭转战局的，从来不是一件蓝毛衣，而是一支军队在挫折之后不断学习、调整并形成压倒性优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