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盛超群被捕。面对酷刑，他交出一份12人的名单。没过多久，特务找上门，质问：“你给我们的名单，究竟是什么东西？”
盛超群最早让地方权贵头疼的东西，其实不是枪，而是笔。1945年10月，他进入《中外春秋》万县分社，后来又在《春秋新闻》担任总主笔。报纸在今天看来不过几张纸，在那个消息传播渠道有限的年代，却能把地方上原本关起门来处理的丑事摆到公众面前。一个敢公开揭露黑暗的报人，自然会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
这条路也不是他临时选的。1919年出生于云阳的盛超群，年轻时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来有机会沿着军人仕途走下去。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年代，他没有安心待在原来的轨道上。军校迁到武汉以后，他受到李公朴等进步人士影响，后来冒险离开军校，转赴延安抗大学习。一个人的道路，从这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到了1947年前后，重庆及川东地下斗争环境越来越严酷。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断扩大搜捕范围，新闻界、教育界和进步人士同样受到压迫。盛超群既有公开办报经历，又与革命活动存在联系，自然成为重点对象。此时真正危险的已经不只是他个人，而是特务企图顺着一个被捕者，继续追查更多地下力量。
1948年，盛超群第三次被捕。不同公开资料对具体月份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没有争议：特务想从他嘴里得到的，是云阳地下组织和人员情况。严刑审讯持续进行，地方党史资料记载，他遭受老虎凳等酷刑，腿部受到严重伤害。敌人以为只要肉体折磨达到极限，就能换来真正的名单。
可盛超群偏偏换了一种打法。既然对方认定他身后必然藏着一个庞大的组织，而且非要姓名、分工和计划不可，那他索性顺着特务最想听到的方向，编出一整套“口供”。这里最关键的不是死扛，而是判断：怎样才能在自己已经落入敌手的情况下，让外面的同志尽可能少受牵连。
于是，周璞、高倚明、唐绍尧、杨发乙、周世禄、欧明高、薛迪之等名字陆续出现在口供中，总数12人。偏偏这些人并不是盛超群需要保护的地下党员，其中多人还是云阳国民党地方政权中的头面人物。警察局长、督察长、联防负责人、县党部人员，一张名单几乎把当地一些掌握权力的人装了进去。
更高明的一步，是他没有只交几个姓名。如果名单只有名字，经验丰富的特务很容易怀疑。他继续按照审讯者的要求，编造所谓武装暴动、人员分工、开会情况，甚至连准备建立什么机构都交代得颇为完整。敌人越想获得“大案”，盛超群就越把“大案”需要的材料送过去。虚假线索因此披上了一层逼真的外衣。
接下来出现的一幕，恰好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系统自身的问题。徐远举得到材料后，把它视为侦破下川东地下组织的重要成果，随即要求万县方面抓人。周璞等12人真的被抓了起来。特务机关原本想顺藤摸瓜，结果藤是假的，瓜也是假的，调动的人手、审讯的对象和所谓案件框架，全被盛超群带进了沟里。
事情坏就坏在，这批被抓的人太特殊。他们不但交代不出所谓地下活动，地方方面还拿出了他们过去参与对付革命力量的经历替他们作保。一个曾经被当作“有功”的人，怎么突然成了地下组织成员？矛盾越查越多。特务机关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事实：他们费劲侦办的“大案”，竟然建立在一份故意编造的材料上。
徐远举这才亲自面对盛超群。按照云阳地方党史留下的记载，盛超群的回答意思很清楚：原本已经告诉你们没有可以交代的组织关系，你们偏偏不相信，又用酷刑逼供，那我只能编给你们。这个回答真正锋利的地方，不是嘲讽，而是把特务机关自己制造假案的逻辑摆到了他们面前。
这也让12人名单有了比“智斗”更深的一层意义。秘密斗争环境中，被捕者知道多少、能守住多少，往往直接关系其他人的生死。盛超群制造错误目标，相当于给真正的组织关系加了一道烟幕。他利用的不是运气，而是敌人急于立功、迷信口供以及内部互不信任的弱点。敌人的强力镇压机器，在错误情报推动下反而开始消耗自己。
更讽刺的是，国民党统治后期恰恰十分依赖这种高压侦缉。抓捕越多，越需要证明抓捕正确；审讯越狠，越容易逼出迎合审讯者预设的口供。一旦把刑讯当成寻找真相的捷径，办案者得到的未必是真相，而可能只是受刑者为了结束折磨而提供的答案。盛超群的假名单，把这种制度性荒唐推到了一个极端。
1949年11月14日，电台岚垭响起枪声。红岩革命历史相关资料记载，当天江竹筠、李青林等一批革命志士被押到这里杀害，盛超群亦在这一批遇难者之中。
那张12人名单因此值得记住的，也不是“骗术”二字。它留下的是一个更沉重的问题：当一个人已经失去自由，身体遭受摧残，甚至知道自己很可能活不下来时，还愿不愿意替别人守住那道门？盛超群给出的答案没有豪言壮语。他用一份假的名单，把真正需要保护的人挡在了牢门之外，也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红岩英烈的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