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名86岁老人被执行枪决。围观的百姓怒不可遏，纷纷将烂菜叶子和臭鸡蛋砸向他，人们愤怒的骂道：“你怎么今天才死？”这个老人到底做了什么，让人如此愤恨呢？
1905年前后，张本政兄弟经营的公司已经拥有轮船，资本约4万元；1911年增加到8艘；1920年改组时达到21艘、2.5万余吨，资本500万元。到了1937年，公司已有32艘轮船、约6万余吨，规模居华北商办航运业前列。这个扩张速度相当惊人。
如果只截取这些数字，张本政甚至可以被包装成所谓“商业传奇”。可历史不能只算资产负债表。张本政事业快速上升的年代，正好也是日本一步步扩大对中国东北侵略和控制的年代。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利用轮船为日军运输军需粮秣，此后与日本方面的关系越来越深。
这正是评价张本政必须抓住的一条线：他不是做了一次错误选择，而是几十年持续押注日本侵略势力。一个商人在乱世里为了活命被迫妥协，和主动借侵略者力量扩大自己的产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张本政后来得到日本方面的勋章和各种身份，也说明双方早已不是普通生意伙伴。
再把镜头转到大连码头，事情就更刺眼了。抗战时期，政记轮船公司的中国船员并非人人愿意替日本侵略者卖命。公开史料记载，一些船员为了抵制公司船只替日军运输军火，有人逃往外地，有人装病，还有人集体拒绝登船。桑景瑞、马吉盛、张子江、李士德等船员因此遭日本警察逮捕，有人甚至死于酷刑。
这个细节很重要。同样身处殖民统治之下，有人宁可丢饭碗、坐牢甚至付出生命，也不肯替侵略军运军火；张本政拥有巨额财富和庞大企业，却主动把自己的运输能力送进侵略战争机器。两种选择摆在一起，所谓“时代所迫”的借口就显得格外苍白。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政记公司船只进一步被用于日本方面的军事运输。轮船看起来没有枪炮那么直接，可战争打到一定规模，比拼的恰恰是后勤。一船士兵、一船弹药、一船粮食送到前线，都可能改变局部战场的力量。谁帮助侵略军维持这条运输线，谁就在给战争机器输血。
张本政得到的回报也相当丰厚。他先后经营油坊、铁工厂、钱庄等产业，在多地投资，还获得日本方面授予的勋章和职务。到这里就能看出一个残酷规律：侵略者从来不会无缘无故扶植当地代理人，它给你利益，是因为你能够替它办事；它给你地位，是因为这个地位可以继续替殖民体系服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张本政与日本战争机器的联系变得更加直接。部分资料记载，他曾参与向日本方面“献机”和献金活动。
再看他的豪宅，味道也就完全变了。1500平方米的洋楼、480平方米的家庙，摆在普通百姓生活困苦的年代，本身已经相当扎眼。更何况这些财富的增长长期伴随着他对日本殖民体系的依附。中国人遭受侵略的时候，他的商业版图却不断扩张，这才是后来大连群众为什么对他恨之入骨的重要背景。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张本政经营几十年的政治靠山突然倒塌。可他并没有因此安静下来。日本投降后的大连局势十分复杂，各方力量交错。张本政等人组织“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试图在新的政治局面中继续控制局势。这一次，他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任其摆布的普通百姓，而是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
1945年11月7日，大连市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张本政出现在主席台时，上万名工人直接高呼要求惩办这个大汉奸。
事情随后迅速升级。“治安维持会”武装人员在游行过程中枪杀一名工人纠察队员，大连公安总局随即在工人纠察队配合下将其缴械，第二天这个组织被取缔。张本政想利用混乱局势重新寻找政治靠山的算盘没有打成。他过去屡屡靠局势变化获利，这一次，时代已经不给他留下同样的机会。
1947年，张本政被逮捕并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当时他已经82岁，后来获得保外就医机会。可这个老人没有安心接受处理，而是逃出大连，辗转沈阳、上海、天津等地。仅仅这一点，也足以看出他并没有准备真正面对自己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
四年之后，历史绕了一个圈。1951年，张本政在天津落网，再次被押回大连。6月10日，86岁的张本政被执行枪决。网络文章常把现场写得极具戏剧性，但与其追逐那些缺乏可靠出处的对白，不如记住一个有史料支撑的事实：早在1945年，就已经有上万名大连工人公开要求惩办他。
张本政这个人物最值得后人警惕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他不是没有经商能力，也不是不知道中国正在遭受什么。相反，他越懂航运、越有资源，给侵略体系提供的帮助就越大。个人能力一旦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所谓成功越辉煌，留下的历史污点反而越深。
今天再去看栾金村那座老宅，房子仍然可以作为历史建筑保存，可它的主人已经被钉在另一种历史坐标上。这也是历史最有意味的地方：豪宅能够撑过百年，轮船和钱庄可以留下档案，日本人当年授予的头衔也能查到，可这些东西都无法替一个人在民族危亡关头作出的选择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