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已经在国外引起轰动，可对战火中的中国来说，这种能对付伤口感染的新药依旧很难得到。菌株难找，技术受限，运输又被战争阻断。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汤飞凡带着团队决定自己试。谁也没想到，他们后来苦苦寻找的重要菌株，竟从一双长了霉的旧皮鞋上找到了突破口。

那时候的汤飞凡，手里几乎没有一套像样的科研条件。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到昆明，他带人在当地重新建实验室。缺玻璃器皿，他们想办法自己解决；缺实验动物，就建立饲养基地；连许多做实验需要的基础原料，也得一点点筹措。可前线等不起，创伤之后出现感染，在抗生素极度缺乏的年代，是医护人员面对的一道大难题。青霉素的消息传来以后，汤飞凡很快把目光放到了这种新药上：既然外面很难买到，那就尝试自己做。

可想做青霉素，先得有合适的菌株。问题也就卡在这里。汤飞凡发动防疫处人员到处寻找霉菌，旧衣服、旧家具、水果，只要发现长霉，都有可能被拿回来分离和鉴别。看起来有点不起眼，可真正放进培养基里，能产生足够有效成分的菌株并不好找。一次次分离，一次次筛选，结果都不理想。直到防疫处一次打扫卫生，有人把放在床下的一双旧皮鞋拿出来晾晒，鞋面上的霉斑引起了汤飞凡的注意。他随即让朱既明、黄有为等人进行分离，这一次终于获得了可用的菌株。

找到菌株只是把门推开了一条缝，真正难的还在后面。菌种要培养，产生的有效成分要提取，还要考虑效价、纯度和实际使用。与此同时，团队也在想办法获得国外菌株进行比较和研究。1943年前后，相关限制有所放松，汤飞凡从印度带回过一批菌株，后来回国参加研究的樊庆笙也带回菌种以及部分器械、试剂。于是，本土筛出的菌株、国外获得的菌株，再加上一遍遍培养和试验，全部汇到昆明这个条件并不优越的实验环境里。

接下来是一场很磨人的反复试验。从1941年冬天开始探索，到1944年，团队经历大量培养、筛选和改进工作，终于制成中国早期自行研制的青霉素。国家药品监管机构相关资料记载，1944年汤飞凡团队研制出中国首批5万单位青霉素，中国也由此成为当时少数能够成功研制青霉素的国家之一。这个结果背后，并不存在突然出现的好运气，从旧鞋上发现霉菌只是其中一个关键节点，真正把霉菌变成能够使用的药品，靠的是后面漫长的实验和整个团队的配合。

而汤飞凡做的事情也没有停在青霉素上。抗战时期，他主持的中央防疫处还承担着血清、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究和生产。抗战结束后，他又继续推动抗生素研究室和生产设施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负责生物制品相关工作，在疫苗生产、检定制度以及传染病防治方面继续投入。1955年，他与张晓楼等科研人员成功分离培养出沙眼病原体，这项工作后来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评价。1957年，汤飞凡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多年以后再看那双旧皮鞋，它真正值得被记住的地方，并不是故事有多传奇，而是它留下了一个很具体的历史细节：在仪器、原料和菌种都十分匮乏的环境里，一群科研人员曾经把旧衣、烂水果甚至鞋上的霉菌都当成研究对象。1944年，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走出了实验室，而汤飞凡和同事们持续数年的探索，也由此成为中国早期抗生素研究史上的重要一页。

（信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