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踏入南京城，登基大典近在咫尺。为了向天下昭示新政权的合法性，他迫切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重臣撰写即位诏书。

朱棣想到的是方孝孺——建文帝最倚重的帝师，当时天下的士林领袖。朱棣甚至脱下帝袍亲自迎接，好言相劝：“先生不要自苦，我不过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

然而方孝孺身穿丧服而来，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他接过朱棣递来的笔，没有写下颂词，而是挥毫泼墨，极其决绝地写下了“燕贼篡位”四个大字，并将笔掷于地上，痛骂不止。

即使朱棣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依然狂笑答道：“便十族何妨！”

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方孝孺的固执显得极不理智；但从理念与秩序的层面来看，他捍卫的是士大夫阶层的核心价值观与纲常伦理。

朱棣赢得了战争，却在这个手无寸铁的文人面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一个依靠暴力建立的新团队，如果无法获得核心精英层在价值观上的认同，即使消灭了反对者的肉体，也依然要在极其漫长的时间里承受合法性缺失带来的无形阵痛。

方孝孺怒骂金銮殿后，朱棣的残暴与怒火彻底失控。他兑现了方孝孺的誓言，破天荒地开创了“诛十族”的酷刑，将方孝孺的宗族、朋友、门生全部列入屠杀名单，遇害人数高达八百余人。

但这仅仅是清洗的开始。随后，铁铉、齐泰、黄子澄等建文旧臣相继惨遭酷刑与灭门。这场清洗甚至演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瓜蔓抄”。凡是与被诛者有一丝牵连、一封信件往来、甚至只是同一村落的乡邻，都会被株连治罪，数万人在这场政治大风暴中沦为阶下囚或刀下鬼。

这成了朱棣帝王生涯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污名。在后世的史笔之下，即便他后来修了大典、下了西洋、五征漠北，也始终无法彻底洗刷金銮殿上那满地的鲜血与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