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情其实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问题！

比如现在很多搞产业经济建设的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哪哪都有点对齐不了颗粒度的感觉，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这个产业的了解和理解并不深刻呢？

举个例子，在中国的古代，盐这种生意到底好不好做呢？一定是大多数人都觉得好做，因为盐是黎民百姓的刚需品，市场非常之稳定。但是，大家觉得盐到底是官营好还是私营好呢？正常情况下自然是国家专营好，因为价格稳定更有保障一些。但是，这些认知都是定数吗？不是的，咱们要活学活用、对症下药呀！

讲一个大唐财神爷刘晏的经营管理案例！

大唐在安史之乱的时候，食盐专卖项目是第五琦在负责的，但后面交到了刘晏手里，光这一项的收入就上涨了十倍。

刘晏是怎么做到的呢？按某些人的思维就简单了，反正是国家垄断了资源，所以也就垄断了价格，直接把价格往上抬十倍就行。盐这种东西本身单价不高，每个人的日均消耗量也不大，所以老百姓对价格根本不敏感，还脱离不了这种玩意，随便涨价他们都没有脾气的。

但是，如果刘晏这么做了，那他还能够成为有唐一朝甚至此后千年最杰出的财政大臣吗？死薅那些无力反抗的客户羊毛，那其实都不叫本事。真正会搞事的，那是要懂得一起做利润增量的。

刘晏是怎么做的呢？小脑瓜子一转，就启动了“官商联动”。

一讲到这个，很多朋友就激动了，这不是官商勾结吗？这不是中间商赚差价吗？表面上看是有这么个意思，但这不重要，只要老百姓吃到的是物美价廉的食盐，大唐的盐税收入稳增不减，那不行了吗？现在很多人不是喜欢“只讲结果，不谈过程”吗？这就是典型的以结果为导向。

刘晏为什么要搞官商联动呢？

首先就是因为之前在第五琦时期，整条供应链都是采用了国企模式，官府指导生产，然后官府调配各地，各地再官府专营，看似官府把所有环节都把控了，把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利润吃得干干净净，但实际上，生产效率低，经营成本高，最后产品价格高，市场和质量还不一定稳定。

这个懂的都懂哈，大唐的那些官员不都是吃素的哈，干活就那样，但是钱从自己手里过，不捞一点都有点对不起自己那身官服。

刘晏这个人非常之聪明，太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官僚机构越复杂，转起来越费劲，内耗越大，贪腐越多！没必要给每个州都整个分局！唐企的手不该伸那么远，他只在产盐地设一道卡，只垄断收购和批发，把过去的官运官销改成了商运商销，只在源头以一个足够高利润的价格去卖给商人，让商人们去走四方图利。

举个例子，一大袋盐成本价10块钱，经过当地政府的手变20元了，然后运输又是哪个官员的小舅子承包的，变30元了，然后到了市场方，那边的管理人员要捞一笔，变50元了，还有给朝廷申报利润……总之，最后到老百姓手里可能是100块钱一大袋。到刘晏这里，还是100元一大袋，但是我生产出来，就以80块钱一袋交付给那些盐贩子，你们去赚那些差价，但必须要保证终端价格是100元，如果你们要想赚得更多，就只有想办法降低自己的消耗和其他各种成本了。

这样一来，是不是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那就是经营线路的问题？交通方便且运输距离近的，很多商户都愿意干嘛，但一些物流物流特难走的地方就别指望商人了，靠不住，容易乱套。比如你让一个跑江浙市场的盐贩子把云南、贵州的市场也做了，他当然不乐意了，即便出于情面也不会长期好好干的，要么缺货要么抬价……

这种情况，刘晏怎么处理的呢？他早就在那些偏远地区建立了储备库，一旦出现交通问题或者市场价格失灵总之商人们不去了，官盐马上顶上。要是那些经销商还不意识到自身问题，那就取消他们的经销商资格。

刘晏的“赚大放小“思路不仅让唐企的利润急剧飙升，还转移了矛盾：盐卖贵了坏的是商人，官府的老爷们没参与这事。不仅利润飙升了，市场盘活了，舆情方面也出现了防火墙。

此后直至晚清，盐业专卖的具体思路大体都是以刘晏为主，乃至到今天，XX产XX局等某些领域也依旧如此。

我们的科学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文化智慧真的进步了很多吗？个人觉得不不见得。就刘晏这种一千多年前的人，穿越到了我们今天，只要学会了普通话，立马就能胜任很多岗位，比那些经济学博士好使多了。

其实搞经济跟打仗是一套逻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避实击虚、借力打力，不就是这些东西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大家学什么东西都一样，要活学活用。比如把刘晏弄死的杨炎也搞了两税法改革，有些东西跟刘晏这一套是回事，比如他是“量出为入”嘛，就是国家财政需要多少税收，然后按照土地户籍摊派给每个地方政府，相当于分包给地方政府了，最后为什么效果非常不好？因为他没学明白，基本盘没有理顺，地方政府没有操作空间，供应链没有彻底打通……

历史文化中还是有很多先进经验的，只是大家看的时候要用点心才看得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