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31）远征军。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日寇突然疯狂地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遂全部展开。翌日，我政府正式发布对日宣战命令，并宣布对德、意二轴心国立于战争之地位。

是月二十三日，在我委员长蒋公主持之下，召开中、美、英三国东亚军事会议于重庆，会中决定：如日军侵入缅甸，中国将派陆、空军协助防卫，美国则以战略物资供应中国。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三日，盟国推举委员长为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统帅之下设参谋长一人，由美总统推荐史迪威将军担任，史迪威即于是年二月来华。

先是于三十年七月，日军已占领越南，三十一年一月，日军攻缅并已突破泰、缅国境。至是中国为履行派兵援缅之诺言，因有远征军之组织。同年三月，我远征军先头部队已到达缅境之同古前线，委员长即于是时，授予史迪威以指挥入缅国军之全权。

史迪威这个人，成见极深，不肯完全遵照委员长的意旨行事，亦不能与中国将领密切合作，同时英军又骄矜自私，战志薄弱。所以缅境的战事，日渐逆转，至五月中旬，敌军由缅境窜入我滇西之龙陵、腾冲一带。我入缅部队除一部辗转撤入印境外，大部均转进怒江东岸，隔江与敌成对峙之势。

我政府为防止滇西敌军东窜，并为准备反攻，入滇国军日增，为统一指挥起见，因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之组设。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我奉委员长电召赴渝，商讨远征军负责人选问题，委员长说，史迪威欢迎我去，并分析史之为人，恐其他将领难与合作，所以只有我去，是当前最适当的人选。

我对于这一问题，原是另有一种看法的。当时一般论者，动言欧洲为第一战场，北非为第二战场，而以缅甸为第三战场，但对于关系国家民族兴亡的本国广大战场，反不加措意，致使这一战场倒成了无名战场。

中国抗战，自有其根本要点所在，未可轻于取舍。充其量至必要时，中国可以无湘北、无缅甸，但绝不可以无江防；可以无长沙、无腊戌，但绝不可以无重庆。假如轻为国内外之浮言所动，重兵远征，主力他调，敌人乘虚而入，危及国都，动摇国本，岂不成了舍己耘人、广田自荒了么？

所以我的看法，在盟国真有协力同心联合反攻之诚意以前，中国的抗战方略，仍应以本国战场为第一，不宜轻言远征。这可能是我一时的偏见，但自信亦可以言之成理。

在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底，我曾将此意报告过委员长。不料事变之来，出人意表。远征的计划，我方尚在怀疑之中，远征的责任，却落在我的身上。

因事与愿违，我本不想去，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只得应命前往。我当时提出来的要求，是准我辞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以免顾此失彼，贻误大局。后来决定将战区职务交副长官孙仿鲁（连仲）升代，省主席职务交民政厅长朱怀冰代理。

我的远征军司令长官的任命，是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十一日发布的，同时委员长训令驻滇各军……

读过这一训令，我到远征军的使命，已可知其梗概。具体地说，我所要做的事就是整训部队，准备反攻。

我于三月十二日偕同史迪威由渝飞抵昆明。经过数日的咨询研讨，已可明了敌、我的一般情势：

一、滇南地形险要，而国防工事之建筑，在高连山地之中间地带，非在山地前缘，尤不在国境线上，此方面较宜于守，不宜于攻。

二、滇西保山正面，固属重要，而危险处实在两翼。即右翼之片马方面，及左翼之滚弄方面是也。后者可沿滇缅路便道，经云县直出祥云，尤大可顾虑。此方面必须控置有力部队，现有残缺之两师不足以当此重任。

三、车里、佛海方面，后方联络线过长，补给困难，不宜使用大军。惟将来全面攻势时，为威胁腊戌，使主力作战容易，并摇撼泰国军民（时泰国已附庸日寇）之战意起见，必须以有力之一军，由此进出景东。

根据以上了解，经呈明委员长调整部署如下：
一、滇西方面：以七十一军任怒江防务，三十六师改为独立师，属十一集团军，接替腾北游击任务。第六军之九十三师任车里、佛海守备，军部率其余二师开永平、普安整训。第二军主力二师开顺宁镇接替第六军之云滚路方面任务，余一师开祥云附近。第九十三军军部及所辖二师开西昌会理整训，余一师另有任务。
二、滇南方面：第一集团军仍旧，第九集团军所属五十二、五十四两军开文山附近。
三、昆明防守：第五集团军所属五、六两军任之。
四、其他：五十三军暂驻镇远、黄平，第八军先开兴仁、兴义，七十四军暂驻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