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谢保国列传（4）


1976 年，是山河动荡、世事沉浮的一年：年初周总理与世长辞，盛夏朱德总司令离世，金秋伟人陨落，举国悲恸，十月“四人帮”被抓，举国同庆；唐山大地震撕裂大地，吉林陨石雨划破长空，天灾接踵而至；田间的小麦尚未收割便遇雨出芽发霉，水稻因低温冷害无法抽穗，粮食大面积歉收。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天上掉石头，地上开窟窿，中央死首长，粮食没收成。” 十二月的银川，寒风刺骨，草木凋零，我们一群年轻人挤在狭小的宿舍里，彼此还不熟络，就已经开始学着抱团取暖。大家一起从混杂的煤堆里，用铁丝网筛出整块的燃煤，用架子车费力拉回宿舍，在屋子中间的铁炉子里生火取暖。炉子上悬着一个铁皮桶，同学们轮流从东边灶房抬来凉水，烧热后供八个人洗漱。一间小小的屋子，四张上下铺铁床挤得满满当当，中间火炉占去大半空间，八个人晚上起身转身都十分局促，可简陋的环境里，少年们彼此照应，倒也生出几分暖意。
校方最初为我们“三来三去”学员定下的教学计划，只有两门课程：一门政治，一门劳动。政治课没有课本，开始只是在教室里装上扩音喇叭，转播各地揭批帮派的大会实况。劳动课先是去后方在建的三层办公楼工地搬砖运料，之后又跟着罗家庄的村民一起开会，学生和社员轮流照着报纸念批判文稿，流于形式，并无实质收获。唯有一次，午后开完批判会，大队食堂端出了香气扑鼻的鸭肉，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鸭肉，鲜香的滋味，在贫瘠的岁月里格外难忘。大队孙书记看着我们这群青年，语重心长地叮嘱：“你们好不容易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千万要多读书学本事，农活谁都能干，可书本里的学问，错过了就很难再找到了。”
这番话或许触动了谢保国，也点醒了我们。从那之后，除了来年开春，安排我们去学校农场的麦田里除过一次杂草，谢保国再也没有组织过无谓的劳动课。他心里清楚：我们这群学子最渴望的是知识，于是一次次往返十余公里外的校本部，挨个登门恳请中文系的名师，来罗家庄给我们授课。
彼时银川的交通条件极差，全城只有四路公交车，线路稀少，班次极少。校本部到罗家庄没有直达站点，公交只会在两公里外的郊区政府门口停靠，而且司机为了赶时间，到站往往加速疾驰，把候车的人甩在原地。我们年轻力壮，偶尔还会追着公交车扒着车门不肯下车，和司乘人员发生争执。而那些前来授课的老师们，没有一人抱怨路途遥远，全都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书包，里面装着教案讲义，顶着塞上凛冽的风沙，一路蹬车赶来陋室课堂。课后他们从不搞特殊待遇——也没有条件搞特殊，和我们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常常有老师出门匆忙忘记带饭盒，同学们便争先恐后帮忙打好饭菜，连同谢保国的那份一起送到他的小屋，大家围在小小的书桌前，一同吃饭闲谈，师生情谊在粗茶淡饭里愈发醇厚。
彼时谢保国的家庭负担极重，老家中卫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一家六口全靠他每月四十多元的微薄工资支撑，妻子在生产队每天辛苦劳作，只能挣得八分工，勉强贴补家用，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清贫到了极致。即便同学们好意给他打来饭菜，他也总要执意掏出饭菜票，不肯占大家一丝一毫的便宜。魏文元老师常常劝他不必如此客套，他便笑着打趣：“今天我是沾了你的光，蹭了你的油水啦。” 窘迫的生活没有磨灭他的风骨，越是清贫，他越守着君子的分寸，不贪一毫便利，不占一点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