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一天，一组拍摄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的八张黑白照片被送到远在台北的陈诚手里。这组照片记录了陈诚家乡的现状。为什么台当局要冒险潜入拍这组照片？

陈诚，字辞修，1898年1月4日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他的父亲陈应麟是晚清贡生，在当地做过教师和校长。陈家住在高市乡外村一处合院式木构建筑里，门额上刻着“颖川旧家”四个字。这幢房子建于清光绪元年，占地约一千零八十平方米。

陈诚六岁进高市小学读书，1922年，他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毕业。两年后，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教育副官。此后他逐步升迁，担任过第十八军军长、预备兵团总指挥等职务。抗战时期，陈诚担任过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职务。

陈诚一生只回过三次高市老家。1925年，父亲陈应麟病故，陈诚请假回乡奔丧。他请黄埔军校总队长严立三为父亲题写墓碑，把父亲安葬在村后十里山岭的黄山村。1932年初，他带着新婚妻子谭祥回家，第三次是1937年3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匆匆回去了一趟。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青田。

1949年，陈诚随国民党政权撤台。他在台先后担任省主席、“行政院长”、“副总统”。1961年，陈诚六十三岁，在政坛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他远在海峡对岸的老家，已经换了天地。

1961年大陆正处在三年特殊时期，拍摄一组农村照片能为情报部门提供大陆基层社会情况。陈诚当时是“副总统”，他对家乡有特殊感情，情报机关拍摄陈诚老家的照片，可以讨好陈诚。

台当局潜伏在大陆的“浙东工作委员会”，接领了这个任务。

1961年的两岸关系，处于军事对峙状态。1958年金门炮战之后，大规模炮击虽然停止，但情报战并未消失。台方面不断通过无线电侦听、派遣特工人员、海上侦察等方式搜集大陆信息。美国中情局也在和台合作，开始用U-2高空侦察机对大陆腹地执行侦察任务。

这次任务目标虽然只是拍一组乡村照片。但执行难度并不低。一个携带相机的陌生面孔要在公社化后的村庄完成拍摄，还要把胶卷带出大陆。这个过程有很多风险。

高市位于浙南山区，这里山多路险，村落分散。青田方言和外地口音差别很大。在村里谁家来了外人，消息传得很快。

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带着相机的外地人来到高市，要面对的不只是山路难行。他还要让公社和生产队不起疑心，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身份来掩盖这次拍摄行动。

这个拍照片的人是台湾浙东工委的潜伏人员。至今查不到他是谁。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身份带着相机完成这次拍摄任务。

这人进入了高市乡，拍下了村里的道路、田地、房屋和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还有陈应麟的墓地和当年的高市小学。

1931年，已经升任第十八军军长的陈诚捐出一万银圆，在老家买了八千平方米土地，为高市小学建了新校舍。三十年后，当那名情报人员的镜头对准这所学校时，校舍墙上刷着一条标语：“为建设共产主义的新青田而奋斗”。此时学校已经更名，校园里的景象和陈诚记忆中的母校早已不同。

陈诚父亲陈应麟的墓地在村后十里山岭的黄山村。墓碑由严立三题写，到1961年，这座墓已经三十六年了。

照片拍完之后，那名情报人员需要把胶卷带出大陆。1961年前后，大陆防谍反谍严密，在1961年到1965年间，台特务机关派往大陆的一千八百名武装特工人员中，只有不到五百人生还。大量船只和登陆工具被击沉或缴获。

这说明了当时潜入大陆行动的风险程度。这些底片先被送到广州，交给了其他潜伏人员。1962年，台情报机关另派人员把照片接走，辗转送到了台湾。

照片送到台北后，经情报系统整理，由国民党秘书长唐纵和“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亲自把这八张照片呈给陈诚。

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病故，终年六十七岁。他最终没有回到家乡青田高市，那八张照片成了陈诚和故乡之间最后的联系。

八张黑白照片，拍的是青田的山水、房屋，映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割裂和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