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街头有一辆黄包车，车漆亮得晃眼，铜扶手擦得发光，车夫的背也挺得笔直。很少有人知道，拉车的人曾经是克勤郡王晏森。
 
清朝没了以后，王府的门楣不能当饭吃，祖传的宅子、田产和积蓄，也经不起长期挥霍。晏森把祖坟卖掉，换来一辆油漆锃亮的黄包车，从此靠双腿和一身力气谋生。
 
这个选择听上去有些荒唐，一个旧王爷，怎么会沦落到街头拉车？有人拿这件事取笑他，给他起了个车王的外号。
 
可晏森自己似乎不觉得丢人，他只管把车擦干净，把活儿做好，挣一份不欠谁的人情钱。
 
真正让这件事有分量的，是后来那次送信。
 
那天，旧日府里的包衣找到了晏森租住的小院。来人穿着体面长衫，手里还提着一个装钱的布包，说话却不太利索。
 
对方带来的不只是钱，还有一份差事，据称能让晏森重新回到宫里，拿到一份有头有脸的职位。
 
晏森刚拉完车回来，后背全是汗。他没有接布包，只拿汗巾擦了擦脖子，告诉来人，自己过得挺好。
 
来人又解释，不只是钱的问题，长春那边有差事，排场也不小。晏森听到这里，直接问了一句，哪个宫，是长春那座宫吗？
 
这句话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那座宫里坐着的，仍然是溥仪，但背后站着的却是日本人。对晏森来说，接受那份差事，不只是重新穿上体面衣服，也可能意味着向曾经的敌人低头。
 
他没有争辩，也没有大声斥责，只把钱袋留在方凳上，转身去洗汗巾。来人走后，布包仍旧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
 
这是不是一种固执？当然可以这样看。毕竟拉黄包车又累又苦，收入也不稳定，过去的王爷身份更不能换成现钱。可人活到某个地步，能选择的往往不多，至少还能决定自己靠什么吃饭。
 
晚上，晏森去了邻居老赵家吃韭菜饺子。桌上没有山珍海味，只有一盘饺子、一碟醋和半杯散白干。老赵问他，既然那边排场不小，为什么不去试试？
 
晏森夹起饺子，蘸了醋，慢慢咽下去，才说，那排场是日本人的。
 
短短一句话，既是拒绝，也是他给自己的解释。他祖宗跟着太祖太宗打天下，挣来的是铁帽子，不是给日本人弯腰换来的差事。
 
老赵看着他，还觉得可惜吗？可能觉得。因为眼前的晏森确实落魄了，住的是小院，抽的是便宜烟，吃的是家常饺子，第二天还要早起等客。
 
可晏森并没有把拉车说成耻辱。他说，自己凭力气吃饭，车擦得干净，路跑得稳，乘客坐上去，他就把人送到地方，一不坑，二不骗。说到这里，他还补了一句，比以前靠谱。
 
这句话很重。晏森并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他曾经卖祖产，也曾经赌钱，把祖上的家底一点点折腾掉。现在拉车，未必只是被时代推到低处，也有他为过去付账的成分。
 
民国时期的城市里，拉洋车并不是一件轻松活儿。车夫要面对车租、客源、天气和身体损耗，车擦得再亮，也不能保证每天都有好生意。
 
晏森下午就遇到过生意冷清，只能把车停在树荫下，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
 
有年轻人坐车去前门火车站，路上听说他以前是王爷，忍不住问，怎么会变成这样。晏森没有回避，只说时运到了，人就走到哪一步说哪一步的话，接着提醒对方坐稳，前面要拐弯。
 
到了车站，年轻人多给了几个铜子。晏森数清车钱，把多出来的零钱退了回去。换成别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对方主动给的赏钱，拿着也没什么，可他不愿意多收。
 
这份坚持有没有实际好处？未必。退回几个铜子，并不能改变他的生活，也不能让他重新成为王爷。但它让这辆车有了规矩，也让拉车这件事不只是谋生，更像一种重新做人。
 
后来，关于车王的闲话渐渐少了。街上每天都有新鲜事，谁也不会一直盯着一个落魄贵族。只有那辆黄包车仍旧出现在北平街巷，车漆锃亮，车夫步子踏实。
 
类似的命运变化，后来也出现在溥仪身上。离开宫廷和伪满洲国的舞台后，他最终也没有恢复皇帝生活，1959年特赦后在北京生活，做过植物园工作人员。
 
一个曾坐在宫殿里的人，最后也要靠具体劳动重新适应普通人的日子，身份落差可见一斑。
 
只是晏森和溥仪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一个试图保住宫廷旧秩序，一个宁愿拉车，也不去长春那座宫。谁更体面，不能只看衣服和住处来判断吗？
 
那只布包后来被晏森托人原封不动送了回去。送信的人说，对方脸色很难看。晏森听完，没有得意，也没有继续议论，只把烟头踩灭，起身检查车胎。
 
明天还要拉活儿，车胎不能没气，铜扶手也得擦亮。对于那时的晏森来说，王爷的称呼已经过去了，能把每一位乘客稳稳送到地方，才是眼下真正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