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临行前，向华国锋辞别，忍不住感叹：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山西的黄土，埋过不少人物。

陈永贵就是从这片黄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他是山西昔阳大寨村人，童年全是苦日子。五岁丧父，母亲养不起他改嫁他乡，他小小年纪就给地主放牛、扛长工，吃百家饭长大，是实打实从土坷垃里讨生活的底层农民。

解放后，陈永贵翻了身，后来当上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候大寨穷得有名，全村就靠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碎地过日子，一场大雨就能把土层冲跑大半，种粮基本靠天吃饭。

陈永贵不认命。他带着全村老少，扛着锄头、挑着扁担上山，垒石坝，造梯田，硬生生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就靠一双手，他们在荒山坡上造出了上千亩稳产田。六十年代初全国遭遇粮荒，大寨不仅没要国家一分救济粮，还超额向国家交了二十多万斤公粮。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中央。1964年，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了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陈永贵也从一个村支书，一步步升任昔阳县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最终在197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工作。

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地道农民，能走进中南海，管起亿万人的吃饭问题，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可陈永贵始终没忘本。他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仍然在大寨大队记工分，一个月就领村里发的几十块钱。办公室里常年放着一把锄头，得空就回地里干活。头上永远裹着那条白毛巾，身上穿的是家做的对襟布褂，走到哪儿都带着股黄土气。

七十年代末，国家发展路径开始调整。农村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寨的集体化发展模式，渐渐不再适配新的时代形势。陈永贵心里清楚，时代变了。1980年，他主动向中央递交辞呈，要求卸下副总理的职务。

他走得很坦荡，没有争权，没有恋栈。只是正式辞别的时候，当着华国锋的面，说出了那句藏在心底很久的感慨。

辞职后的陈永贵，既没回大寨养老，也没待在北京的住处享清福。他主动要求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天天泡在试验田里，琢磨怎么改良品种、提高产量。有人劝他都一把年纪了该歇歇，他总说，我就是个农民，离了庄稼地，浑身都不自在。

1986年，陈永贵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他走的时候，家里没多少积蓄，身上穿的还是平时穿惯的旧衣服。

直到今天，对陈永贵的评价始终有分歧。有人说他带着鲜明的时代局限性，也有人说他是真正懂农民、疼农民的实干家。但没人能否认，他从黄土里来，一辈子没丢农民的根。那句临别时的感叹，是他掏心窝子的话，也是一个时代里，农民群体最朴素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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