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德弗里斯指出，尊重和恢复人类能动性是全球微观史最强烈和深刻的信念。不寻常的世界主义个体（unusually cosm opolitan individuals）“克服了障碍，消除了误解，表现出韧性，创造了包容的空间”，对他们的研究是通过个人棱镜折射全球力量最常见的模式。在全球微观史中，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的“中间人”（go-betweens）颇受欢迎，因为这类人迁转于全球多地的经历，往往能直观生动反映文化冲突与交融。观察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人发挥能动性的限度，符合全球微观史以小见大的旨趣。

首先，全球微观史十分重视对环球行者的描述。第一种是在全球传播政治诉求或推广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第二种是在不同宗教世界面临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问题的人。虽然他们具备随机应变和包装自我身份的“骗子伪装术”，但部分学者警惕过分夸大其能动性。一些个体的跨文化经历表明，不同文化的相遇产生焦虑、不解、对立和疏离，远未体现“相互理解的情况”。早期现代世界的流动性与身份塑造从来不是个人事务，而是根植于地方的文化实践、法律规范、社会关系和政治竞争，因此必须结合当地背景考察外来者的全球史。不同于前两种个体行者，有学者选择时间跨度较大的移徙家族作为微观对象。一位家族成员的活动往往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整个家族的生活则深深嵌入以帝国拓殖、启蒙运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美国独立战争、欧洲1848年革命、美国内战和古巴独立战争等为主题的18—20世纪世界。

其次，商人也是全球流动的主力。一是“贸易流散社群”（trade diasporas）。例如，阿斯拉尼安以一位亚美尼亚商人在法国东印度公司担任代理人的经历为窗口，试图深入理解早期现代印度洋长途贸易，借此管窥法国人对东方的印象以及由亚美尼亚和印度商人引发的恐惧心理。二是不同于特许垄断商人的散商（private traders）和走私商。学者围绕特定的苏格兰商人、伯利恒商人、东印度公司雇员以及走私商船，考察英帝国在亚洲的扩张、伯利恒的奇迹时代、中欧贸易版图的开拓、大西洋走私贸易对美洲的塑造等多元主题。

再次，全球微观史关注劳工、被拐卖者、逃亡者、流离者、难民等底层人物的经历。一方面，研究者的首要任务是设身处地追踪主人公的跌宕命运，观察他们面临的机会和限制，感受他们繁复的情感和动机。另一方面，底层人的故事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环境以及诸多有相似境遇之人的写照。具体而言，一位出洋华工的苦楚命运，为研究19世纪后期全球苦力贸易和清朝—秘鲁华工交涉增加了个性化切入点；跨境贩运中国女童的案件并非孤案，而是中国东南沿海国际妇幼贩运网络的一部分，并揭示中国、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各类型人口买卖背后的国际权力关系。

最后，全球微观史对女性的刻画蔚为瞩目。对一位印度女逃奴和一位在准噶尔汗国受奴役的瑞典战俘的研究显示，只有采用日常生活视角，才能深入了解人们被联结、分离以及在多种被奴役形式之间切换的过程。女性虽然受不对称权力结构控制，但并非缺少反抗能力。她们积极采取行动改善自己的待遇和地位，甚至见证并推动早期现代世界变迁，比如16世纪秘鲁一位土著女性权贵参与了欧洲强国相争、西班牙殖民统治、美洲白银流通等重大政治事件与经济转折，彰显女性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无论个人或群体、名人或边缘人，全球微观史对“人的流动”的研究实现了传记方法与微观史、全球史的交融，并呈现以下特征：第一，不局限于对白人男性精英的纪念性“生命书写”（life writing），而是力图重建处于种族、性别和阶层边缘之人的故事；第二，通过描绘个人跨文化生活的细节，拓展对全球性联系的理解；第三，在个人命运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保持平衡，既考虑个人对所处环境的融入与适应，也观照个人对环境的影响或改变。

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