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儒士地位低下，很多读书人无法做官转而开辟了哪些谋生道路？

元代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说法，把社会阶层按顺序排列，儒士排在第九位，仅在乞丐之前。

这句话的来源在史料上有争议，学界对其确切出处说法不一，不宜当作定论引用，但它折射出的社会氛围，在元代文人的实际处境里确实有所体现。

科举长期停办，汉人儒士通过读书进入官场的路窄得惊人，很多人到了中年还是无官可做。问题是，书总是读了的，那些字和那些年，要怎么换一口饭吃？

元朝科举的停办，从蒙古入主中原算起，中断了数十年。

直到1313年，仁宗才恢复科举，但规模和录取配额与两宋相比极为有限，汉人儒士能通过科举入仕的比例相当低。

在此之前数十年的空档里，已经有几代读书人在仕途之路彻底关闭的情况下摸索出了各自的生计。就算科举恢复之后，能考中的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依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私塾教书，是最直接的出路，也是最普遍的一条。

元代城乡各地，私塾对儒士的需求相当稳定。

有条件的人家愿意花钱为子弟延请塾师，儒士掌握文字和经典，正好能填补这个位置。

教书不需要官方授权，也不受科举失利的影响，收入以束脩为主，薄厚取决于东家的财力和塾师的名声。

元代笔记和地方志里散见着一些塾师的记录，有些人在某个村镇坐馆数十年，积累了一定的地方声望，成为乡里识字断字的依靠，虽然谈不上富裕，但生计有了保障。

医药是另一条被大量儒士选择的路。

"儒医"这个称谓在宋代已经出现，指的是具备儒学修养、兼习医术的人。

到了元代，这条路走得更宽了。

儒士进入医界的背景很实际，一旦科举无望，医药之术既有实用价值，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尊重，不至于与儒士的身份和知识积累完全脱节。

中医的理论基础与儒家典籍有相当的文化关联，阴阳五行、运气之说，对读过书的人来说接受起来有天然的亲近感。

元代儒医群体在各类地方志的人物传记里留有不少记录，部分人著述医书，将儒学文字功底用于整理和记录临床经验，在医学文献层面留下了痕迹。

文书、幕僚和吏职，是另一个大量吸收儒士的空间。

元代各级官府需要处理大量汉文文书，地方官员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居多，汉文书写能力参差不齐，对能够代拟公文、处理文案的汉人儒士有实际需求。

做幕僚和书吏，算不上做官，但可以依附在官府体系边缘谋口饭吃。

这条路有其尴尬之处，在身份上比官员低得多，在儒士圈子里也不算体面，但养家糊口的现实往往比体面更迫切。

元代文人笔记里时有对此类处境的描述，语气里往往带着几分无奈，但人还是要活。

书画买卖和字画鉴定，在元代逐渐成为一条养得活人的路子，但门槛要高得多。

元代文人画风气盛行，赵孟頫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代表人物，其书画在当时已受到各方追捧。

围绕书画的交易和鉴赏，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市场，懂行的儒士可以充当中间人、鉴定者或代笔人，在这个圈子里找到位置。

代笔有悖于今天的理解，但在当时并非罕见之事，有时是应主人的要求代为书写应酬之作，并不被视为欺骗。

当然，能在这个市场里站稳脚跟的，必须有真实的鉴赏能力和足够的人脉，不是随便一个识字的人就能进入的。

戏曲和说书，则为元代儒士提供了一条意外的出路，也造就了一个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

元杂剧的繁荣，和大量儒士转向民间文艺有直接关联。

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这几个名字在元代戏曲史上是标杆级的人物，出身多为不得志的汉人文士。

写杂剧、参与勾栏演出，在传统的儒家身份认同里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勾栏瓦舍本不是读书人该频繁出入的地方。

但失去了仕途这条路，文字能力本身成了谋生工具，戏曲的市场需求足够真实，给了这批人施展的空间。

就这样，反倒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市井气、最有活力的一段戏曲繁盛期。

这批人的处境有一个共同的底色：本来打算走一条路，走不通了，换了另一条。

换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人教书到老，有人学了医，有人混进了官府文书的位置，有人去了勾栏。

元代文人的自我记录里，对这段过程的描写往往轻描淡写，像是事后回忆的平静，看不太出来当时是否曾经犹豫。

有一件事倒是比较清楚：他们写下来的那些字，无论是药方、契约、剧本还是画上的题跋，后来都留着了。

参考资料
1.（明）宋濂等撰《元史·选举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2. 萧启庆著《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 3. 傅乐淑著《元代科举研究》，收录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六卷，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