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民国第一位享有国葬的蔡锷将军与正室刘侠贞、如夫人潘蕙英，还有五个孩子在北京棉花胡同的寓所里。当年，蔡锷被袁项城至北京软禁，把母亲、刘侠贞、女儿接到北京，潘蕙英也携子女同住一宅。
正室刘侠贞不识字，传统女性，擅长操持家务、侍奉婆婆，二人缺少精神共鸣。蔡锷常年奔走革命军务，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见面屈指可数。
虽然，刘侠贞是一位传统旧式妻子，但她敬重丈夫英雄事业，理解丈夫为国奔波，虽常年独守空房，内心落寞，但毫无公开怨恨。她认为蔡锷是为国忘家的大丈夫；虽夫妻团聚极少，但自认命该如此，顾全大局，在北京时期也主动善待潘蕙英。
相比刘侠贞，潘蕙英出身云南晋宁书香门第，受过新式学堂教育，与蔡锷为灵魂知己的相爱。她既能料理生活，也可以和蔡锷聊时局、文学。护国战争烽火之中，蔡锷从四川前线写给潘蕙英现存九封亲笔家书，倾诉思念、战事风险、家国抱负，称呼 “蕙英贤妹”，是蔡锷情感寄托最重要的对象。
潘蕙英对蔡锷深爱、崇敬，甘愿生死追随。明知蔡锷身处袁项城监控险境，依旧不离不弃。
在北京同住期间，正室刘侠贞主持长辈、本房女儿事务，潘蕙英照料蔡锷与自己的孩子，二人和睦相处，没有内宅争斗，维持完整家庭假象，麻痹袁项城，让袁项城认为蔡锷安于居家生活，放松警惕。
一九一五年，为迷惑袁项城，全家人突然对外制造家庭不和。刘侠贞当众哭闹，不满假装流连风月的蔡锷。借着家庭矛盾，蔡锷顺理成章把刘侠贞、老母亲送回湖南老家避险。
潘蕙英身怀六甲，以回云南安胎为由，先行离开北京，经多地辗转回到昆明，躲开袁项城特务追杀，为蔡锷云南起义做好后方铺垫。一九一六年，三十四岁的蔡锷病逝。刘侠贞终身不改嫁。当时，潘蕙英仅二十六岁，带着两儿一女，终身不再嫁。蔡锷几乎没有留下财产，她依靠教书维持生计，独立抚养三个孩子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