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和施蒂纳：对《弗兰肯斯坦》无感

“但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成年人——/另一重电影（彼方的电影）——/出自她的背叛。”(戈达尔，《永远不会存在的电影《虚假的战争》的预告片》 Film annonce du film « Drôles de Guerres » (1er tournage) 2023）

他追求一种还没存在的电影，一种制造另类的电影，一种将为社会抗争服务的电影。（纪录片，《戈达尔的影像》 Godard seul le cinéma 2022）

“没有成年人出自其所背叛的那一方”，即如果一个成年人背叛了社会抗争，那说明他不属于、不出自社会抗争这边；如果他背叛了不抗争的人，是因为他从来都出自抗争，他制造的只有另类，没有制造别的。

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观点则是“从我那里产生出我的多种创造性……我并没有在创造物上、判断上丧失我自己……；如果它们欲图摆脱……我就必须将它们收回到我这个创造者，即它们的虚无中去”。

这是两种看待“出自”、“从……产生”的方式，因为施蒂纳认为脱离他、背叛他的创造物也出自于他的创造。戈达尔的表述更倾向于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并不在意背叛者来自何方、走向何方、受不受到惩罚，他不接受信息，他任其自流、漠不关心，他做的是对价值根源的判断，即他并不决定背叛者的本质；而施蒂纳更想说创造是真实发生过的，但被创造影响未必不变得反动，然而创造性仍具有消除这种反动的机制和主动权，创造性本身不会减损也不受损毁，换言之，他侧重于在绝对原则上肯定创造力的无辜：创造行为并不负有责任，并不需要支付代价——这是一种隐晦的、无需说明的存在的法理学意义上的表述，所以施蒂纳的措辞方式更像抒情而不是讲道理，接近于诗歌的立法。

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

施蒂纳说“我自己这个创造者的虚无”时，只不过是放大了创造性、创造力的实体地位。作为“创造者”的他是虚无的，但创造力是实体，创造力本身进行着世界的开与闭的自由决断，该实体并不与创造物同一，而是与其创造行为、样式同一。

在戈达尔那里，创制行为进行了筛选，但他实际上颠倒了创造者与被创造和的地位，他否定了自己的电影，就好像他没拍过电影一样。不如说作为电影导演他是创造物，他的目标是抵达“还没存在的电影”，有种作为创造物去与他的创造者接触的意味，他替创造者拣选了自己，一个异类——由那还没存在的电影制造的异类。“但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成年人”，这里确乎应该转行并停顿，即把“没有成年人”视为一种判断，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

就他们都对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无感而言，戈达尔和施蒂纳是同类，他们两人方向不同，那是因为他们正在朝对方走去，现在已经握上手、投入彼此怀抱、合体了。

人、创造和观念的互相见证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的。不可能谁蹦出来污蔑一下我的偶像们，他们的理论就会垮。那不可能，他们之间还挺有爱的团结的，坚不可摧，早就稳住了。那是一个十分精密的体系，未必多么庞杂，我知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