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他偷偷放走61名共产党员。14年后，多位开国元勋联名寻找代号“OX”的人。等找到时，他已在狱中奄奄一息。
 
1950年春天，山东无棣县城东关的一间土坯房里，64岁的牛宝正正弯腰系着布鞋鞋带。
 
鞋帮已经磨得发白，鞋尖沾着泥点，他每天这个点都要去城关公安分局报到——作为被划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接受管制、汇报思想是他逃不掉的日常。
 
没人知道这个低头走路、话不多的老头，十四年前曾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里，亲手帮61名共产党员走出了牢门。
 
1931年，牛宝正托人找了份差事，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当看守班长，这地方老百姓更熟的名字叫草岚子监狱。
 
他是山东穷苦人家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一开始只知道拿饷钱、守规矩，对监舍里那些“政治犯”没什么多余想法，只当是上面抓来的犯人。
 
直到狱中地下党支部盯上了这个性子耿直、没什么坏心眼的看守班长，派杨献珍借着问话的机会慢慢接触他，跟他讲外面的局势，讲革命的道理，偶尔还帮他解决点家里的难处。
 
日子久了，牛宝正看着这些犯人天天戴着镣铐还读书写字，挨了打也不低头，心里的天平慢慢歪了过来。
 
打那之后，牛宝正就成了监狱内外的秘密联络人。他借着值班巡逻的空子，把外面地下党送来的进步报纸、信件悄悄塞进监舍的墙缝，再把狱中人写的纸条带出去。
 
每月探视日，地下党的同志伪装成家属来探监，他明着按规定站在一边监视，暗地里帮着打掩护，故意把特务的视线引到别处。
 
狱中党支部想组织大家学习马列著作，他就托家人去城里的书店买英文版的书，裹在自己的换洗衣裳里带进监狱，再由杨献珍他们翻译成中文抄写传阅，把阴森的监牢变成了秘密学堂。
 
为了不暴露身份，狱中的同志们私下给牛宝正起了个代号，顺着他的姓“牛”，取英文里的“OX”当称呼，只要有人提这个代号，大家都知道是那个可靠的牛班长。
 
1936年，华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日军步步紧逼，北平城眼看着就要守不住。当时草岚子监狱里还关着五六十名党的骨干干部，要是北平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些人肯定没有活路。
 
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赶紧向中央请示，想办法营救这批人。当时国民党有个规定，刑期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在报纸上登一则《反共启事》，就能取保释放。
 
这办法听起来像妥协，狱中同志一开始都坚决不同意，觉得是叛党行为。
 
牛宝正就负责在中间来回传信，把北方局的指示带进监舍，再把大家的意见带出去，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直到确认这是中央批准的策略，大家才同意分批出狱。
 
从1936年9月开始，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人分九批陆续走出监狱，前后加起来一共61名同志。
 
每次出狱的时间、路线，都是牛宝正提前摸清楚情况，悄悄通报给狱中的党支部，帮着避开宪兵的抽查，确保每个人都能顺利和外面的组织接上关系。
 
所有人都安全转移后，牛宝正却因为和政治犯来往太过频繁，被监狱当局盯上了。
 
国民党特务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和共产党的联系，他咬死了什么都不说，最后被判处死刑，只等着择日执行。
 
危急关头，北平地下党组织花钱买通了看守，连夜帮他逃出了监狱，又把他的妻子孩子悄悄送出北平，一家人辗转回了山东无棣老家，从此隐姓埋名，靠做小买卖过日子。
 
全国解放后，当地政府清查历史人员，牛宝正因为当过国民党的警察队长、监狱看守班长，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实行公安管制。
 
他从来没跟旁人提过当年在北平的事，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人，说了也没人信，安安分分过着日子。可当年从草岚子监狱走出来的那些人，一直没忘了这个代号“OX”的老班长。
 
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安子文、刘澜涛等当年被营救的同志已经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他们联名向相关部门打招呼，一定要找到这位叫牛宝正的山东籍看守，只可惜当年大家只知道他的姓和代号，连全名都记不太准。
 
寻人通知层层下发到山东，最后落到了无棣县委干部张学德手里。
 
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城关的各个村子，翻遍了管制人员名单，终于找到了牛宝正的名字。
 
一开始大家还不敢确认，直到几次约谈之后，牛宝正说出了当年狱中“徐子文”“刘华甫”的化名，还能准确说出两人的样貌特征，正好和安子文、刘澜涛当年的化名与长相完全对上，这才终于确认，眼前这个被管制的老头，就是中央要找的功臣“OX”。
 
没过多久，牛宝正接到了去北京的通知。到了北京，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这些当年的“囚犯”亲自接见了他，握着他的手连声说让他受委屈了。
 
后来牛宝正被安排到北京市西城区公安系统工作，享受行政十八级干部待遇，他的独子也被安排了合适的工作。这个十四年前在监狱里默默伸手相助的普通看守，终于等来了迟来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