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他本来可以享受"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

很多人提到陈永贵进京后的生活，都会记住两个细节，一边是副总理住处有警卫、司机、秘书和公务车，另一边是饭桌上常见面条、馒头、白菜，烟盒里也多是几角钱一盒的普通香烟。

这两种画面放在一起，似乎有些反差。其实，陈永贵的生活轨迹，正好说明了一个问题，职务待遇、家庭关系和个人习惯，并不一定会在同一时间发生变化。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陈永贵为国务院副总理。到了当年8月，他从钓鱼台搬到北京交道口的一处院子里。

这处院子并不是普通住宅。前院住着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秘书、内卫、炊事员和司机，屋里有电话，门外有公务车，文件处理和日常出行都有专人负责。按照当时的安排，他还可以配一名生活服务员，只是陈永贵没有接受。

副总理的公务条件已经完整进入他的生活，可他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却没有同步搬到北京。

陈永贵的妻子和孩子仍主要生活在大寨，他本人此前也一直往返于省城、昔阳和大寨之间。即便1973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家庭关系也没有马上转移到北京。到了交道口，他没有把一家人的户口全部迁来，也没有领取国家工资。

这是不是说明他完全没有享受高级干部待遇？不能这么理解。

住房、警卫、秘书、司机、炊事员和公务车辆，都是副总理履职所需的保障。出差、开会、视察，也按照他的职务安排。北京当时还有面向高级干部和重要国事活动的特需供应渠道，陈永贵手里也有相应供应本。

不过，供应本解决的是购买资格，商品并不是免费领取。更关键的是，他有条件买，却没有把日常生活全部换成特需食品。炊事员平时做的，还是面条、面疙瘩、馒头和普通蔬菜。

有人来家里吃饭，饭菜会添肉、添菜，有时也会喝酒。没人来时，饭桌就简单一些。1975年马烽到大寨看望他，早晨进屋时，陈永贵正端着粗瓷大碗吃沙粥，里面是小米和玉米糁，旁边只放着一小碟老咸菜。

这样的饭菜，究竟是刻意摆出来的样子，还是多年形成的习惯？从现有回忆看，更接近后者。

陈永贵在大寨生活多年，那里种烟叶，抽旱烟是当地不少人的日常。他自己加工烟叶，也长期抽旱烟。进京以后，参加会议、会见外宾、外出视察越来越多，烟袋不方便带，他才改抽纸烟。

烟瘾没有因为身份变化而减少。据马烽回忆，陈永贵一天能抽两三盒，常常一支还没有抽完，下一支已经接上，烟灰缸里反倒剩不下多少完整烟头。

他的香烟价格也不固定在一个档次。有人记得他常抽三角八分一盒的三七，也有人回忆他抽一角八分的阿尔巴尼亚，还有一角三分和三角多的前门。简单说，他自己买烟时，大多还是挑便宜烟。

那他会不会完全不碰高级香烟？情况也不是这么绝对。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曾记下一个场面，陈永贵外出时，接待单位桌上摆着中华、牡丹，他也会拿来抽。区别在于，自己花钱时，他没有把高价烟当成日常选择。

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个人习惯没有消失，但公共场合的接待标准和个人消费选择，本来就是两回事。把他概括成只抽一种烟，或者说他从不接触好烟，都不准确。

陈永贵的生活还牵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间节点。1980年，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接受他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退下来以后，他留在北京，到东郊农场任顾问，随后本人和家属才迁入北京户口，也开始按照国家干部待遇领取工资。

也就是说，工资关系和户口关系的变化，发生在他离开副总理岗位之后，而不是刚进京时。这和很多人想象中一上任就全家迁京、工资和待遇同步调整的路径，并不一样。

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卡车把陈永贵的家当从交道口拉到木樨地。国管局仍为他保留车辆、警卫等生活保障，但他没有再要炊事员，家里的饭改由自己人料理。

到了1984年冬天，陈大斌去木樨地看望陈永贵。那时他已经没有国务院职务，进门后看到的，是陈永贵蹲在沙发上，端着粗瓷大碗喝小米和面条煮成的糊糊，老伴在厨房里忙活，屋里也没有了当年交道口那套办公班子。

前后对照就很清楚了。交道口小院里，前院有警卫，院外有公务车，屋里有电话和文件，厨房里却常做面条、馒头和白菜。木樨地住宅里，职务班子撤走了，生活保障减少了，粗瓷碗和家常饭却还在。

这并不是说陈永贵拒绝一切待遇，也不能把他的节俭简单包装成某种传奇。他使用了副总理的住房、车辆、警卫和工作人员，这些保障服务于公务身份。与此同时，他没有领取国家工资，没有把妻儿立即迁到北京，也没有因为拥有特需供应资格，就改变多年形成的吃饭和抽烟习惯。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一个人吃了几顿咸菜，也不是烟盒上印着多少钱，而是身份变化和生活变化之间存在时间差。职务可以在一天内改变，户口、工资、家庭关系和消费习惯，却可能要几年才慢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