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郑则仕公司破产欠下8000万外债，走投无路时给好友周润发电话：“发哥，我没办法了，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可电话那头的声音却让他意料。周润发沉默了几秒，声音压得很低：“肥仔，我现在也不方便，手头紧，帮不了你。”郑则仕握着听筒的手抖了一下，没再说什么，挂了电话。那个晚上他坐在客厅地板上，烟灰缸塞满烟头，窗外香港的霓虹灯闪得刺眼。他翻遍通讯录，又打了几个电话，不是无人接听就是各种推脱。第二天他去公司清理文件，员工已经走了一大半，剩下几个在打包办公用品，看见他都低着头绕道走。
张卫健是那时候进来的，身上还穿着拍戏时的夹克，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把信封搁在郑则仕桌上，说：“哥，这是我刚接一部戏的定金，不多，三十万，你先拿着应急。”郑则仕盯着那个信封，喉咙发紧，他知道张卫健当时也没戏拍，这三十万怕是连房子都押出去了。他没推辞，收下了，在张卫健转身时说了句：“这个情我记着。”张卫健摆摆手，没回头。
真正转机出现在三个月后。郑则仕把能卖的都卖了，车、表、房子，还差三千多万窟窿。那时候他几乎不接电话，每天泡在九龙城的老茶餐厅里写剧本，想靠卖本子翻身。有一天茶餐厅老板递给他一张纸条，说是有人留的。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时间，落款是“萧”。郑则仕认得那个字迹，是萧若元，当年带他入行的编剧前辈。
他按时到了尖沙咀那间写字楼，萧若元泡了壶普洱，慢悠悠地说：“我听说你把身家都填进去了，还差多少？”郑则仕伸出三根手指。萧若元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合约，是一部低成本警匪片的剧本合作，萧若元负责搭框架，郑则仕负责填肉，稿酬按票房分红算，预付金二百万。郑则仕拿过合约看了两遍，条款写得很清楚，票房过两千万，他能拿百分之十的纯利。他提笔就签了，连价格都没还。
那部戏叫《三个受伤的警察》，拍的时候预算紧得离谱，郑则仕不光写剧本，还客串了一个被误抓的小贩，片酬全免。上映前没人看好，排片只有八家影院，首周票房惨淡。但第二周开始口碑发酵，观众冲着那股港片少见的真实劲儿来的，第三周院线加到三十家，最后总票房干了三千六百万。郑则仕拿到分红那天，正好是除夕，他把钱一分不少打给了所有债主。
后来有次在无线台庆碰见周润发，发哥主动过来敬酒，笑着说：“肥仔，你行啊，翻身仗打得漂亮。”郑则仕端着酒杯，看着眼前这张曾经让他寒心的脸，只是笑了笑，碰了碰杯，没说那笔没借到的钱。再后来他偶然从制片人口中听说，那部戏最大的投资方其实是周润发，通过三层公司转的手，萧若元只是个中间人。郑则仕愣了好一会儿，那天晚上回家，他找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把张卫健的三十万连本带利还了，又给萧若元打了个电话，聊了二十分钟，始终没提周润发三个字。
日子照旧过，郑则仕重新站起来后拍了不少戏，但每逢有人提起发哥，他都只是点头说句“他是个聪明人”。有人替他抱不平，觉得周润发当年太绝情，郑则仕从不解释。直到多年后他在自传里写了一句话，只有一行字：真正帮你的人，不会让你在跌倒时看见他的手。那本书出版当天，周润发托人送来一瓶红酒，附了张卡片，上面写着：肥仔，戏拍得不错。郑则仕把卡片夹进书里，酒开了跟家人一起喝了，什么话都没多说。那个牛皮纸信封他一直留着，放在书房的铁盒子里，跟那张纸条、那张卡片放在一起。盒子里没有那张支票，也没有那个打不通的电话，但他知道，有些东西比钱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