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1999年—2020年5月9日），女，四川巴中人，中共党员，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9届本科毕业生，华南理工大学第七届（全国第21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2019年8月，桂西的大石山区还浸在盛夏的暑气里，蜿蜒的盘山公路绕着陡峭山壁盘旋，尽头是隆林各族自治县克长乡中心小学。20岁的李莎背着塞得满满当当的背包，踩着满是尘土的山路走进校园，身后是千里之外广州的繁华都市，眼前是斑驳的教学楼、坑洼的操场，还有一群眼里闪着怯生生的光的山里孩子。

她放下背包，没顾上收拾宿舍，先去了教室。五年级的教室里，课桌歪歪扭扭，黑板裂了几道缝。几个孩子扒在门口偷看她，又很快缩回头去。李莎笑了笑，走到讲台上，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李莎，从今天起，是你们的语文和英语老师。”她转过身，用不太标准的当地口音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叫我李老师，也可以叫我莎莎姐。”

孩子们愣愣地看着她，没人出声。后排一个黑瘦的男孩突然站起来：“老师，你从哪里来？”

李莎把粉笔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笑着说：“我从四川来，跟你们一样，也是山里长大的。”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孩子们紧绷的肩膀肉眼可见地松了下来。山里长大的老师，跟城里来的老师不一样——她懂他们的路有多难走，懂他们为什么放学要跑着回家喂猪，懂他们怕什么、缺什么。头一堂课，没讲课本，她让每个孩子画一幅画，画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有人画了北京天安门，有人画了县城的大桥，有个小姑娘画了一片海——她只在电视上见过海，连海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李莎把那些画一张张收好，贴在了教室后墙上。

那一年她每周上13节课，跨年级跨学科，还管着三个公众号、当班主任助理、包揽办公室各种杂活。支教团的队友里她年纪最小，大伙儿却都管她叫“莎姐”——因为她每天最早起床劈柴烧火，买菜做饭，把一帮人的伙食安排得妥妥帖帖。可她自己从来不叫苦。家里人担心她太辛苦，她在电话里就一句话：“我都是大山里面长大的，我会坚持，我会刻苦。”

有个叫小彭的男孩，英语课上从来不开口，一个单词念半天支支吾吾出不来声。李莎每天课后把他叫到办公室，一遍一遍拉着他的手、摸着他的头教发音，单词怎么念、句子怎么连读。后来小彭在作业本上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莎老师，我敢大声读英语了。”

还有个女孩，成长在单亲重组家庭，性格内向得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李莎发现她头发总是乱糟糟的，就每天早自习前叫她过来，帮她扎辫子、整理衣服，跟她聊两句闲天。刚开始女孩一句话不说，后来慢慢开始点头，再后来有一天，她悄悄往李莎办公桌上放了一朵彩纸折的花。那朵花被李莎很珍重地收在盒子里，她说那是孩子沉甸甸的爱和信任。再后来那个女孩变了个人似的，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课间跟同学追着跑，成绩也慢慢往上走。

每天放学，李莎总会走一段崎岖的山路，把几个家住得远的孩子送回家。山里的路不好走，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脚土，可她从不嫌麻烦。“龙胜一对一”爱心助学项目里，她主动请缨去最偏远的三门镇。从县城坐两趟班车，再走四十多分钟山路，下着雨也拦不住她。队友劝她别去了，她说没事。她在一篇笔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困难的经济条件有时会局限我们的学习资源，但永远无法阻止我们对知识的渴望。”这话她是写给自己看的，因为她就是从大巴山那个贫困的小镇一步一步考出来的。16岁那年她是四川达州通川区的文科状元，一路走到广州，又折回头走进了另一片大山。

她私下里跟队友聊过，说支教这事对她来说像个指南针。大学里各种声音太吵了，焦虑、迷茫、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可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孩子的时候，心里特别定。“用一年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这是她出发前的誓言。

2020年春天疫情来了，家人拦着她不让她提前返校。她态度特别坚决：“我回校可以为小学的疫情防控工作做些事情。”三月份她就逆行回了龙胜，每天忙着测体温、做宣传、对接复学准备。5月9日下午，她坐一辆摩托车赶回学校参加防控工作会议。车开到S301省道萝卜滩路段时，她从后座摔了下来，头部重伤。当天16时45分，21岁的生命永远停在了那条她来来回回走过无数遍的山路上。

她走后的第二天是母亲节。她生前录过一段音频，本打算那天发出来的，声音干干净净的，念的是关于母亲的文章。那段音频成了她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父母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纸，上面是她亲手画的“李莎的生命线”——16岁奋斗、17到22岁考研、24岁结婚、32岁带父母旅游、50岁养一条萨摩耶做慈善、64岁孤独终老捐器官。父亲看着那张纸愣了很久，说如果早知道她有捐献器官的愿望，一定会替她完成。

后来共青团广东省委和广西区委追授她“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广西优秀共青团员”。教育部把她评为2020年“最美大学生”。华南理工大学把新一届支教团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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