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二十多年前的香港，差点就成为亚洲版的硅谷。它不缺规划，不缺资金，也不缺人才，只可惜一份原本前景光明的发展蓝图，最终却走样成了炒卖土地的生意。

故事要从 1998 年说起。亚洲金融风暴刚把香港楼市砸了个大坑，不少人成了负资产，整个城市都在反思：光靠地产和金融，这条路还能走多远？时任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里明确提出，香港要做全球资讯科技的首要城市。

同年11月，“数码21”资讯科技策略推出，意思很明确：香港不想只做资金进出的中转站，还想做技术、人才和互联网企业的集聚地。

第二年3月，重头戏来了。

财政预算案宣布建设数码港，预算规模约130亿港元，地点选在港岛薄扶林钢线湾。政府给它的定位非常高：不是普通写字楼，而是要把国际顶尖资讯科技和资讯服务公司集中到一起，形成“战略性产业群”，全面运作后预计提供约1.2万个职位，建设期再创造约4000个岗位。

这个想法放在1999年，并不落后，甚至相当超前。

微软、IBM、雅虎、思科、甲骨文、惠普、华为等企业后来都曾签署意向书，有兴趣成为主要租户。互联网泡沫正处在高点，如果香港真能借这个窗口，把资本、人才、大学科研、内地制造业和互联网产业接起来，确实有机会抢占亚洲科技高地。

问题恰恰出在下一步。

数码港没有按一般大型土地项目公开招标，而是由政府直接与李泽楷旗下盈科拓展集团合作。政府拿出约26公顷土地、承担外围基建，私人一方负责融资和建设。

为了让项目“自己养自己”，又加入大规模住宅开发：科技园区建好后交回政府，住宅卖楼产生的盈余，再按双方投入比例分配。

从财务设计上看，这招很香港。

政府不用一口气掏出全部建设费，开发商承担工程和市场风险，卖住宅的钱还能支撑数码港。可一旦把高科技梦想和海景豪宅绑在同一张财务模型上，评价标准就开始变了。

科技企业能不能聚起来，要等很多年；楼能不能卖出去，几个月就能见分晓。

数码港住宅部分后来发展成贝沙湾，合计约2800个住宅单位。相比之下，商业部分主要是约9.5万平方米甲级写字楼，再加商场和五星级酒店。

早在1999年，立法会内就有人追问：一个号称带香港进入数码时代的旗舰项目，为什么不公开竞投？为什么科技园区后面跟着这么大的住宅盘？

政府当时的解释也很直接：科技竞争太快，如果重新公开招标，项目可能拖慢一到两年；在接触过的企业中，盈科是当时唯一愿意投资并承担开发风险的一方。

可争议并没有因此消失。

2000年前后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科技股暴跌，不少互联网公司开始收缩。等数码港在2003年正式开幕、2004年商业部分基本完成时，最初想象中的“国际科技巨头扎堆”并没有立刻出现。2004年底，数码港共有33家租户，写字楼使用率约42%。

另一边，住宅卖得却相当快。

贝沙湾前两期1204个单位预售后全部售出。到2004年8月，香港政府已经从首批住宅销售盈余中分得16.7亿港元。于是公众看到的画面很微妙：科技产业还在慢慢培育，地产部分已经开始兑现现金。

这就是数码港后来长期背着“地产项目”标签的原因。

但说数码港完全失败，也不公平。它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都没做成”，而是香港在最宝贵的窗口期里，把产业政策和地产融资捆得太紧，科技这个慢变量，一开始就被住宅这个快变量抢走了注意力。

后来数码港也在不断补课。2005年推出创业培育计划，逐步转向初创孵化、金融科技、数码娱乐、人工智能和Web3。

到2026年4月，数码港社群已超过2300家初创和科技企业，社群企业累计融资超过61亿美元；新的数码港第五期也在继续扩充创科办公、数据服务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也就是说，当年的蓝图没有彻底消失，只是兑现得比想象中晚了二十多年。

回头看1998年的香港，令人惋惜的不是它没看见互联网革命。恰恰相反，它看见得很早，钱有，国际资本有，大学、法律、金融体系和全球网络也不差。

可一个城市从“看见机会”到“长出产业”，最怕的就是把长期战略套进最熟悉的赚钱逻辑里。

香港最熟悉什么？土地、物业、金融。

于是连建设科技产业的第一艘船，也要靠卖楼来加油。

楼确实卖出去了，数码港也最终活了下来。但亚洲科技版图快速扩张的那些年里，科技产业已经换了几轮座次，香港却用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把“创科”放回城市发展的主轴。

所以这件事最值得回看的，不是哪家公司当年占了便宜，也不是一句“地产误港”就能概括全部。

真正的教训是：产业升级最怕方向正确、机制错位。

当你用卖楼的速度去衡量科技，用土地收益去托举创新，看上去两头都占，最后最可能耗掉的，是时间。

二十多年后，香港又在押注人工智能、生命科技、Web3和新的创科基础设施。今天再看数码港，价值最大的不是翻旧账，而是记住当年那一步为什么走得这么慢。

因为下一轮科技浪潮，未必还会再等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