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北京军区后勤部通知女勤务员黄振荣："虽然他被撤职，但是为革命负过伤，你跟着去农场，负责照顾饮食起居。"
 
北京军区后勤部安排黄振荣，跟着被撤职的王近山去河南黄泛区农场，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那时黄振荣才二十出头，在王近山身边当勤务员已经有一段时间，听到消息后，她没有追问原因，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
 
手续办好后，黄振荣开始收拾行李。两个帆布包，一个装换洗衣服和工作笔记，另一个装王近山长期服用的药，每一包药上都写着用量。东西不多，却把接下来要过的日子都装了进去。
 
王近山出来那天，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肩章已经摘掉，风纪扣依然扣得整整齐齐。车站来了几名老部下，他们换了便装，站得不近，想上前又没有上前，只远远看着。
 
王近山朝他们摆了摆手，转身上车。
 
这趟车开往河南，速度不快，车厢也不宽敞。王近山坐在窗边，黄振荣坐在旁边，装药的布包放在两人中间。一路上，他很少说话，只盯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景色，黄振荣也没有打扰他。
 
她担心药包受潮受凉，隔一会儿就伸手摸一摸。天亮后到了郑州，两人又换乘汽车，颠簸一整天，才抵达西华县境内的黄泛区农场。
 
这里和北京军区机关完全是两种生活。
 
农场面积很大，放眼望去全是新翻的黄土。他们住进一间土坯房，墙皮脱落，窗缝漏风。第一天晚上，黄振荣找来旧报纸糊窗户，第二天报纸就被风撕破了。她又找老乡借浆糊，再糊一层，最后把自己带来的旧棉大衣垫在窗根下挡风。
 
王近山蹲在院子里抽了会儿旱烟，拍掉裤子上的土，随后跟着农场工人一起出工。
 
问题来了，一个有战场旧伤的人，能不能适应这样的劳动？
 
王近山早年负过伤，阴雨天气里，腿伤常常发作。有时疼得一夜睡不着，屋里传出压低的喘息声。黄振荣听见后，就披衣起床，先把炉火捅旺，再烧一壶热水，把毛巾烫热，拧干后递给他。
 
她不大声询问，也不追着安慰，只把热毛巾放到他腿上。
 
王近山接过去，过了很久才说，不碍事，你去睡。
 
黄振荣没有立刻回屋，她坐在外间凳子上，等里面的喘息声慢慢平稳，才趴着眯一会儿。天还没亮，她又要去食堂打饭。
 
后来农场管理松一些，她借来一只小煤油炉，自己给王近山弄饭。王近山口味重，喜欢吃辣，黄振荣就托人从集市带回干辣椒。炒菜时放两个，王近山端起碗，往往能多吃半块馍。
 
这种日子听起来普通，可在那个年代，普通日子本身就不容易。
 
冬天炉火灭过两次。一次半夜，黄振荣发现王近山蜷缩在床上，额头全是汗。她重新生火，又翻出药，倒水递给他。王近山吃下药，看着她只穿单衣还在屋里忙，突然说，小黄，你不该来，我这种情况，说不定哪年就埋在这儿了。
 
黄振荣弯腰收拾煤渣，头也没抬，只说，组织上安排我来的时候，就说你是为革命负过伤的。
 
说完，她倒掉煤渣，回来替他掖好被角，让他早点睡。
 
黄泛区农场这样的地方，和城市机关不同。这里没有熟悉的办公楼，也没有随时能找到的医疗条件，住房、取暖、吃饭，样样都要自己想办法。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多农场生活都依靠集体劳动和简单物资维持，冬季取暖、旧伤治疗，常常只能靠经验和身边人的照料。
 
王近山的生活，就这样被压缩成出工、吃饭、休息和养伤。
 
黄振荣把土坯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窗台上种了两盆从路边挖来的野花。王近山的脾气也慢慢缓下来，偶尔从地里回来，会带两个刚刨出的花生，在衣襟上擦一擦，放到灶台上。
 
黄振荣做饭时，他就在旁边坐着，递盐罐，帮着扇炉火。夫妻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并不靠大段话，可能就是一把盐、一壶热水，或者夜里有人替你把炉火重新点着。
 
大约到了1965年前后，农场领导看出了两人的关系，顺口撮合了一句。两人没有过多犹豫，去场部领了证明，请几个人吃饭，炒了几道菜，这段婚事就算办成了。
 
没有热闹仪式，也没有复杂排场。王近山那天难得喝了点酒，脸有些红，对黄振荣说，跟着我，委屈你了。
 
黄振荣没有接这句话，只给他盛了一碗饭，说，吃饭吧，菜凉了。
 
婚后，两人的日子没有明显变化，还是出工、做饭、养伤。王近山的旧伤照样会犯，黄振荣照样在夜里起来热敷。区别只是，从前两人分屋住，后来她翻身时，伸手就能摸到他的枕头，听见呼吸平稳了，才继续睡。
 
后来局势变化，王近山接到回京工作的消息。
 
黄振荣拎着包跟在后面，一步一步走出农场大门。
 
从军队高级干部到农场劳动者，身份变化可以写成一条大新闻，可真正落到生活里，无非是窗户漏风、炉火熄灭、旧伤发作和一顿热饭。那些宏大的变化，最后都要通过这些小事被人承受。
 
多年后，有人问黄振荣，还记不记得在农场的那段日子。
 
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就再糊一层报纸。
 
炉子半夜灭了，就重新生火。
 
腿伤疼了，就烧水热敷。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接着一天，慢慢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