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介石送他去当炮灰，想要借日军之手除掉他，谁知，他却带着川军在湖北大洪山玩起了推磨，硬生生拖垮了日军一个师团！
 
1939年秋，四川军政圈里，一纸联名电报把王缵绪推到了风口浪尖。七名川军师长公开反对他，四川省主席的位置随即被免去，接着，他又接到一个看似光荣、实则凶险的任务，率新编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前往湖北大洪山抗日。
 
这次调动，表面上是主动请缨、奔赴前线，实际上却像把一支装备寒酸的部队送进了日军重兵包围圈。大洪山连接襄阳、宜城、桐柏等地，也是日军向西推进、威胁重庆的重要通道，谁守在那里，谁就要承担巨大压力。
 
王缵绪难道看不出风险吗？他当然清楚。
 
王缵绪是四川西充人，清末秀才，后来进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学习，和刘湘、杨森是同窗。刘湘去世后，他代理四川省主席，整顿财政、清理空饷、裁撤贪官，得罪了不少四川地方势力。
 
 
但事情后来没有按设想发展。
 
1939年11月初，王缵绪离开成都，月底率部抵达湖北，第二十九集团军分布在宜城、襄阳、樊城、桐柏和大洪山一带。临行前，他还给四川一百三十四个县长发电，要求加紧训练，等待补充，发动民众发展生产，同时稳定人心，不被流言左右。
 
到了前线，现实比预想还要艰苦。
 
第二十九集团军名义上有八万多人，可手里的武器十分简陋，步枪多是四川土造，轻重机枪加起来不到两百挺，总司令部直属迫击炮营只有四门炮，每门炮只配十发炮弹。士兵穿草鞋，吃麦粒粥，面对的却是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日军部队。
1939年冬，第五战区发动冬季攻势，王缵绪指挥部队从襄河东岸南下，夜袭钟祥、洋梓一带的日军据点，拿下汪家河、王家店等地，给日军造成较大伤亡。
 
这一仗打出了声势，也引来了更猛烈的反击。
 
1940年初，日军第十三师团调来飞机和重炮，在王家店、彭家岭、张家集一线连续进攻。王缵绪亲自到前沿指挥，带部队苦战十多天，又命第一六二师从南面的猴儿寨方向实施包抄，试图截断日军退路。
 
战斗结束后，川军收复张家集，并缴获一批战马，日军伤亡达到数千人。可川军自身也付出了很大代价，部队的装备和兵力本就难以补充，不能靠这样的硬仗一直撑下去。
 
抗战中，装备差的部队要想和日军周旋，路子并不只有一种。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依靠的是集中兵力、坚守阵地和局部反击，打出了正面战场的胜利。到了大洪山，王缵绪面对的却是山地、孤军和长期围攻，继续照搬阵地战，部队很可能很快就会被消耗掉。
 
转折发生在1940年5月。
 
张自忠在宜城南瓜店殉国后，第三十三集团军退过襄河，第二十九集团军和友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大洪山逐渐成了一座被日军包围的孤岛。日军第八师团从多个方向压上来，飞机低空扫射，川军没有高射机枪，只能承受空中打击。
 
王缵绪在督战时负伤，原本八万多人的部队，这时只剩五万多人。继续守着一条固定防线，等于把目标摆在日军炮口前。怎么办？
 
他随后制定大洪山游击根据地作战计划，把大洪山区划成三个游击区和一个核心区，尽量避开大规模阵地战，让部队分散行动，再寻找机会集中出击。
 
这套打法后来被形容为推磨。
 
日军推进时，川军避开锋芒，日军驻扎时，川军袭扰，日军追击时，川军利用山路绕行，日军撤退时，川军从侧后方不断牵制。部队不是和日军拼一城一地，而是把战场拉长，把日军拖进熟悉的山沟和峡谷。
 
为什么这招能奏效？关键在地形，也在士兵。
 
川军士兵大多来自四川山区，熟悉山路，穿草鞋行动轻便。日军的重炮、坦克和运输车辆，在开阔地上威力很大，进入大洪山的复杂地形后，行动却受到限制。日军能找到村庄和阵地，却未必能迅速找到分散转移的川军。
 
1940年6月，王缵绪利用山势，把一路日军诱入峡谷，随后集中兵力围攻，日军损失惨重，师团长天谷直次郎也在战斗中负伤。此后，第二十九集团军多次主动袭击，日军第十三师团被牵制在大洪山，迟迟无法摆脱。
 
这不是一场靠单次冲锋取胜的战斗，而是反复消耗。
 
1941年秋，日军又试图夺取大洪山南麓青峰山，向核山寺方向推进。双方在青峰山反复争夺，阵地几次易手，川军坚持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最终把日军拖在青峰山峡谷一带。
 
1940年5月，王缵绪因指挥作战有功，被国民政府晋升为陆军上将。但这个军衔背后，是第二十九集团军长期作战后的巨大伤亡和损耗，不能只当成一场个人逆袭故事。
 
 
蒋介石当初的安排，是否真有借日军消耗王缵绪的打算，历史判断仍有不同说法。但结果摆在眼前，王缵绪没有在大洪山迅速败亡，反而带着一支武器落后的川军，把日军精锐部队拖在山里，拖到难以推进。
 
他们没有足够的大炮，也没有制空权，只能依靠双脚、山路和耐力，把一场看似没有悬念的战斗，变成了日军迟迟啃不下来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