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5岁的李仙洲饭量极大，一次能吃7个二两重馒头，五六个窝窝头，在功德林中有三得，吃得拉得睡得，这日又对沈醉讲“我是有名的大肚皮”，沈醉不甘示弱的回到“我的分量也不小。”而后两人便开始比饭量。
 
主角是65岁的李仙洲和沈醉。
 
李仙洲是山东人，身材骨架宽大，胃口也出了名地好。食堂里的馒头，一个约二两重，他一顿能吃下7个，吃完还可以再吃五六个窝窝头。遇到面条，他甚至能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口气吃完。
 
这样的饭量，在普通人看来已经相当惊人。可在功德林里，李仙洲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吃得、拉得、睡得，三样都很正常。换句话说，他不光能吃，肠胃也跟得上，睡眠也稳定。
 
这一年，管理所重新编组，李仙洲和沈醉被分到了同一个小组。一次开饭时，轮到沈醉给大家分饭，李仙洲便让他多盛一些，意思很明白，自己是出了名的大肚皮，普通分量不够吃。
 
沈醉听完没有退让，因为他的胃口也不小，当场表示自己分量同样不轻。几句话一来一回，两人决定比上一场。
 
当天的主食是籼米饭，菜是土豆烧牛肉。沈醉负责分饭，心里还打了个小算盘，他给李仙洲多加了半勺土豆，想用土豆先占住肚子，看看对方还能不能继续吃。
 
这个办法有没有效果？至少没有立刻分出胜负。
 
两人并排坐下，吃饭时几乎没有停，最后各自吃完了三碗米饭。这一局算是打平，谁也没有把谁压下去。
 
可饭量这种事，主食不同，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米饭一碗一碗装，看着分量不少，吃起来却和馒头、窝窝头有区别。沈醉心里虽然没有服气，嘴上也没继续争，想着等下次供应面食再见高低。
 
机会很快来了。
 
食堂摆上馒头和窝窝头后，李仙洲照旧放开吃，速度和数量都和平常差不多。沈醉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发现对方并不是临时逞强，而是真有这样的饭量，最后承认自己比不上。
 
问题来了，李仙洲为什么能吃这么多？单看饭量，似乎只是个人体质不同，可把时间和环境放回当时，就能看出另一层变化。
 
功德林的生活安排比较固定，有学习，也有劳动，吃饭时间稳定，伙食标准保持在基本水平。人从长期紧张、颠簸的环境里停下来，生活有了规律，情绪慢慢稳定，胃口和睡眠也可能随之恢复。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像李仙洲一样吃。沈醉第一次比饭量时和他各吃三碗米饭，说明他的胃口也不差，只是在馒头、窝窝头这类面食面前，还是和李仙洲有明显差距。饭量会受年龄、身体状况、主食种类影响，不能简单看成谁吃三碗，谁就一定更能吃。
 
更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关系变化，正藏在这场小比试里。
 
过去，他们分别处在不同阵营，面对的是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到了管理所，双方不再以原有身份处理每件事，日常相处变成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吃饭。饭桌上的几句玩笑，说明他们至少在生活层面，已经出现了缓和。
 
这种变化并不是靠一场饭量比赛完成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日复一日的固定作息和相对稳定的生活。今天一起分饭，明天一起学习，时间一长，原本紧绷的人际关系就多了几分日常色彩。
 
那时的功德林生活并不轻松，学习和劳动都有安排，身份处境也不可能和普通人完全相同。只是对不少曾经长期处在战争、逃亡或高压工作中的人来说，离开原来的环境后，稳定吃饭、按时休息，本身就是身体状态发生变化的信号。
 
所以，李仙洲的三得并不只是一个饭桌上的外号。它让人看到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在规律生活里恢复胃口，保持睡眠，也让人看到管理所内部并非只有严肃的学习和劳动，还有这种看起来普通、却很有生活气息的片段。
 
1960年，李仙洲和沈醉一同获得特赦，离开功德林，之后各自被安排工作。那场饭量比拼没有留下什么正式结果，第一次吃米饭打成平手，后来面对馒头和窝窝头，沈醉认了输。
 
可这场输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曾经坐在同一张饭桌旁，用一顿饭确认彼此的胃口，也用这种轻松方式，度过了一段特殊时期。几十年过去，真正让人记住的，往往不是谁吃得多，而是那些身份冲突暂时退到一边后，重新显露出来的普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