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身契”三个字，写在纸上，称男友为“主人”。写完不到三个月，22岁的她从武汉关江边跳了下去。这个来自湖北黄石的女孩在江边徘徊了整整40分钟，最终走入江中。她的遗体在事发5天后，于长江下游百余公里处被打捞上岸。
 
她叫小井，今年5月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山东籍男子于某，随后确立了恋爱关系。短短三个多月，这段关系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牢笼。
 
警方恢复她手机数据后，真相一层层浮出水面。手机里存着她被殴打、被恐吓的记录，还有多张身体伤痕的照片。更让人心碎的，是她多次向AI发出的求助：“是他逼我写的”“都是他打的”。
 
一个人在什么处境下，宁愿对着机器倾诉，也不敢对身边任何人开口？
 
家属后来在手机里发现了一份手写的《自愿书》，上面写着“在他面前不受法律保护，愿意把生命健康权交给他”。
 
一个22岁的成年人，被人逼着写下放弃自己生命权的字据，这不叫游戏，这叫碾碎一个人最后那点“我可以反抗”的念头。
 
而这个逼迫她写下这一切的男人，事发后做了什么？
 
删除了她手机里的聊天记录，以家人患病为由离开了武汉。面对家属的追问，他的回应冷静得像在念一份声明：“卖身契”是情侣间的小游戏，肢体摩擦是小打小闹，她属于自杀，应该公事公办。
 
翻看小井的经历，她不是没有尝试过自救。今年5月，她曾报警称“被人以裸照威胁”。那个报警记录，可能就是于某对她实施控制的起点——你有把柄在我手里，你就得听话。
 
2023年宣判的北大包丽案，牟林翰对同居女友长期实施精神打压、凌辱，最终导致包丽自杀，法院以虐待罪判处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那个案子当时被称为“PUA第一案”，司法实践首次将精神虐待纳入刑法规制范畴。
 
包丽案的判决曾让很多人以为，法律终于看见了“看不见的暴力”。但三年过去，小井还是走上了同样的路。
 
差别在哪？包丽和牟林翰是同居关系，法院据此认定构成“家庭成员”间的虐待罪。
 
而小井和于某是网恋相识、异地交往，在法律上很难套用“家庭成员”这个身份，虐待罪够不上，故意伤害又缺少直接因果证据。
 
律师目前的判断是：暂无法律认定于某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但精神控制和擅自删除逝者手机记录属于民事侵权，大概率承担次要民事责任。
 
有人可能会问，她为什么不跑？为什么不分手？这些话，每一个经历过精神控制的人都听过无数遍。
 
精神控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先剥夺你判断的能力，再剥夺你求助的勇气，最后让你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那张《自愿书》就是最好的证据——不是她自愿的，是被逼到觉得“写了就能少挨一顿打”。
 
我不想去说教什么“遇到暴力要报警”“要勇敢离开”。小井报过警，然后呢？一条裸照威胁的报警记录，没能拦住后面发生的一切。
 
在“裸照威胁”和“投江溺亡”之间，还有无数次殴打、恐吓、精神碾压，这些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大部分被归类为“情侣间的小打小闹”。
 
从包丽到小井，六年过去了。我们学会了一个词叫“PUA”，学会了一个词叫“精神控制”。但当一个女孩真的被控制了、被打了、被逼着写下“愿意把生命交给他”的时候，她面前的求助电话，还是不够多；她身后的法律屏障，还是不够厚。

信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