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律师团9月2日甩出11页措辞严厉的动议，核心只有一句话：ICC指控书不合格，必须退回重做。因为检方不罗列确定事实，却按主题分组采用“示例性、非穷尽”叙事，违反《罗马规约》61条第9款的知情权底线，海牙法庭这回真的乱了套。





9月2日正式披露的一份法律动议，把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针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审判，直接推到了程序争议的核心位置。




这份由杜特尔特辩护团队在8月31日提交的11页文件，直接向ICC第三审判分庭提出诉求：撤回当前的指控文件，由检方重新提交具备明确事实边界的完整指控。





辩方的切入点没有纠结案件本身的实体罪名，而是精准命中了指控文件的程序缺陷。按照《罗马规约》第61条第9款以及第67条的相关规定。






被告人有权充分获知指控的性质、缘由与具体内容，但检方当前的《指控详情文件》并没有罗列支撑罪名的全部确定事实，而是按主题分成三类指控，采用“示例性、非穷尽”的事件模式叙述。






目前文件里列出的49起事件只是样本，检方在庭审中随时可以补充新的事件进去，不需要提前告知辩方。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辩护策略，避开了对禁毒战争本身的事实拉扯，直接打程序正义的要害。





据菲律宾ABS-CBN新闻报道，检方目前披露的证据材料已经从预审阶段的约5000份，膨胀到了超过25000份，其中大量新增文件描述的是已列事件之外的疑似杀戮案件。




如果按照现在的指控框架，辩方等于要为2011到2019年八年间，菲律宾境内所有相关的疑似法外处决案件做辩护准备，这显然超出了合理的辩护范围，本质上是剥夺了被告的准备权。






检方这种“示例性指控”的做法，在ICC的反人类罪案件里其实并不少见。反人类罪的核心特征是大规模、系统性的平民攻击，很多案件里受害人数以千计，检方确实很难把每一起事件都完整列入指控文件，通常会选取典型事件来证明整体的犯罪模式。






但这次的问题在于，检方没有给指控划定清晰的事实边界，没有说明哪些事件属于定罪依据，哪些只是背景证据，等于把定罪的事实范围完全留了弹性空间，全凭检方当庭发挥。





杜特尔特的首席辩护律师海恩斯在动议里直接点明，现在的指控是一个“移动的目标”，被告人根本没办法判断自己到底要针对哪些事实做辩护，也没办法制定对应的辩护策略。





辩方还特意提到，考虑到杜特尔特已经81岁，身体状况有限，案件理应快速审理，但模糊的指控框架只会让庭审陷入无限的事实拉扯，反而拖慢审判进程，不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





在我看来，这件事本质上是ICC自成立以来就长期存在的一个核心矛盾：追究大规模暴行的办案效率，和被告人公平审判权利之间的平衡。





ICC处理的大多是跨越数年、涉及大量受害者的案件，如果要求检方把每一起事件都调查清楚、列全再起诉，很多案件可能永远都进入不了审判阶段。





但如果指控边界太宽，又等于变相剥夺了被告人的知情权和辩护权，和国际刑事审判的程序正义原则相悖。





早在2026年4月的预审阶段，辩方就曾经提出过类似的异议，但预审庭当时驳回了相关申请，认为指控的整体范围是明确的，检方可以在既定范围内补充具体事件。





这次辩方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拿出了更具体的新依据，比如检方证据材料在几个月内翻了五倍，大量新增事件和原指控清单没有明确对应关系，相当于把这个矛盾再次以更尖锐的形式摆到了审判庭面前。







从ICC过往的判例来看，审判庭推翻预审阶段结论的情况并不多见，毕竟预审庭已经对指控的合法性做过一次审查。但这次辩方提出的证据增量问题，是预审阶段没有出现的新情况，法官也需要重新考量。






现在的核心悬念在于，第三审判分庭会怎么裁定。如果支持辩方的诉求，检方就要重新梳理全部指控，明确每一起涉案事件的来龙去脉，整个原定11月开庭的时间表大概率会大幅推迟。







如果驳回辩方的动议，这个程序争议点也会成为后续上诉阶段的核心理由。这件事的结果，不止关系到杜特尔特一个人的审判走向，甚至可能给ICC未来同类案件的指控标准划下新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