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的一次考试，有个考生带了36个馒头进考场，监考官问：你带这么多馒头干嘛？

问话的是守门老官员，他本以为裹的是缩印小抄。谁承想油纸一敞，白光晃眼，三十六个饽饽码得整整齐齐，还冒着热气。

这人叫李蟠，徐州人氏。

他的家族也曾有过一段短得可怜的体面。祖父在天启年间中过举人，那点荣光却像房檐上的霜，太阳一出就化干净了。轮到父亲这辈，书没读出来，营生也没立住，一个家全靠母亲撑着。

白天在田里弯着腰，回来还得烧灶、挑水、缝补衣裳，男人要伺候，孩子要拉扯。日子这么紧，她心里却始终揣着一个念头——儿子得念书，念书才有出头的那天。

李蟠也争气。二十八岁考进县学，三十六岁中举，四十三岁终于拿到了进京赶考的资格。

那年秋天，贡院朱漆大门外站满了人。穿绸缎的少爷们下车有人搀扶，书童抱着食盒后头小跑；穷人家的孩子只能背着旧布包，在风口里缩着脖子。

李蟠挤在人群里格外显眼。身上那件青布直裰洗得发白，肘弯和膝头都缀着补丁，怀里的包袱鼓鼓囊囊，压得一条旧腰带勒进肉里去。里面就是那三十六个馒头，也是他此行全部的干粮。

进京前，母亲把压箱底的碎银铜钱全翻出来，一枚一枚数给他。这点盘缠摊到上千里路上，连住店都不够。他索性不雇车不骑马，一步步走到京城，走一路讨一口水，啃两口干粮。

守门官员拦住他，眼睛盯着包袱：“慢着，这里面装的什么？夹带经文？”

李蟠退后半步，急忙躬身：“大人明鉴！学生从小饭量就大，前两日在客栈试笔，写到夜里，把店家一筐馒头都吃空了。”

说着，他憨憨地掀开油纸，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露了出来，又补了一句：“学生实在怕饿着肚子，写不出圣人的道理。”

旁边的人全笑了。一位锦缎长衫的公子摇着折扇，慢悠悠丢来一句：“这哪儿是来考试的，分明是来讨饭的。”

换个人，脸皮都要烧起来。李蟠却站得笔直，一声没吭。守门官员看他黢黑的脸，忽然想起卷宗里那几行字：李蟠，徐州沛县人，穷得叮当响，却经史烂熟于胸，县试府试都拔了头筹。

他摆了摆手，目光在那条补丁摞补丁的裤脚上停了一瞬，叹了口气：“进去吧，别错过了这个机会。”

进了号舍，这一场就成了熬人的苦役。号舍窄得转不开身，一块木板白天当桌、夜里当床。墨条的腥味和馒头味搅在一起。李蟠写两刻钟就咬一口饽饽，太阳偏西，交卷的人陆陆续续走了，他面前还剩三个。

主考官提着灯笼第三次巡场，看见地上散着一片写废的卷子，眉头拧了起来：“还没完？人都快走光了。”

李蟠抬起头，声音发哑：“大人，学生的策论还没写完。小时候家里穷，每天砍柴挑水，写字比旁人慢半拍。可漕运的毛病、盐政的弊病，学生心里真想过很多。”

灯笼的火苗在风里晃，照出他手背上一个个冻裂的口子。远处传来梆子声，已经三更天了。主考官沉默半晌，说：“罢了，再给你半个时辰。”

天快亮时，李蟠才捧着卷子出来，在墙角蹲下，把最后那个馒头塞进嘴里，慢慢嚼完。

放榜那天，他的名字排在最前头。可这份荣耀没让他清静几天。很快有人嚼舌头，说他举止粗野、不像读书人，认定卷子里有猫腻，闹着要重查。

事情一直吵到朝堂上。康熙拿着弹劾的折子，把那名监考官叫了来：“这场试是你监的，你说说，这李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监考官躬身回话：“回陛下，臣亲眼见他衣不蔽体，却在号舍写到天明，那股劲头寻常人比不了。臣也查过他的底细，县试府试都是头名，是真念过书的人。”

当即有人冷笑：“一派胡言！一个乡野村夫，怎么能拔得头筹？这里面必有文章。”

康熙没急着表态，只说了四个字：“呈上来吧。”他要亲自看卷。

卷子一展开，他目光就挪不开了。漕运一路，李蟠把河道淤塞、层层盘剥的积弊一层层剥开，还提出“疏浚河道、设关卡以稽核转运”的法子；说到盐政，他更不留情面，直指官商勾连，主张打破垄断、让民间参与。

越看越喜，康熙一拍案站起来：“字字见血，句句扎心。此人有真才实学！着授翰林院庶吉士。”紧跟着，朱笔一圈，李蟠被点成了状元。

消息传开，考场上名门出身的同榜不乐意了。探花姜宸英憋了一肚子气，觉得李蟠揣三十六个馒头进场，压根是做给皇上看的，这状元拿得投机。他提笔写诗嘲讽：“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士科。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木下还生子，虫边还出番。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

本想让人难堪，结果适得其反。诗传出去，李蟠反倒更出名，“饽饽状元”四个字从此牢牢贴在他身上，想摘都摘不掉。

可风光日子实在短。两年后，没什么根基的李蟠被同僚闲话中伤，判去沈阳充军。又过三年，康熙出巡沈阳，忽然想起这个当年让他拍案的读书人，念着他从前的才学，下旨免罪，放他回乡。

回乡之后，李蟠再没进过衙门，闭门著书，不问世事，安安静静过完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