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掌权后，朝堂上最怕、也最想除掉的人，不是领兵的将军，不是李氏宗亲，而是中书令裴炎。他是高宗李治亲自托孤的顾命大臣，百官之首，文能定策、武能辅国，满朝文武无人不敬重。谁也没想到，这位首席宰相，没有病逝、没有正常罢官，最终被罗织谋反罪名，在洛阳都亭斩首，家族遭到连坐，堪称大唐开国之后下场最凄凉的宰相之一。很多人说裴炎死于谋反，其实并非如此。他的悲剧，和明朝夏言十分相似：性格太过刚直傲岸，屡屡触碰皇权底线，最终被对手抓住机会，遭到武则天彻底清算。



高宗去世，武则天临朝称制，权力日益扩张。她打算追尊武氏先祖、立武氏七庙。在古代礼制中，天子才有七庙，此举是改朝换代的强烈信号，相当于向天下昭示，李唐江山或将转为武家天下。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有裴炎挺身而出直言劝谏：太后临朝，应当秉持公心，不可私厚自家亲属，难道不见吕后败亡的前车之鉴？武则天不悦，反问：吕后是把实权托付给在世外戚才招致败亡，我只是追尊已故先祖，有何妨害？裴炎寸步不让：事情应当防微杜渐，不可开此先例。这场朝堂争执，让武则天深深记恨裴炎，认定他是自己称帝路上最大的阻碍。

裴炎自认是先帝托孤重臣，手握法理，又是百官之首，武则天纵然不满，也不敢轻易动他。可他低估了皇权的冷酷。裴炎为人刚直近乎孤傲，面对武则天亲信、武氏子弟，从不给情面，朝堂议事当众驳斥，连表面客套都不愿维持。他相信立身正直、有功于社稷，朝廷离不开自己。但在至高皇权面前，再大功劳、再正的道理，都抵不过 “不顺旨意”。

朝堂之中，裴炎本可争取同僚支持，可他的行事风格不断推远潜在盟友。同为宰相的刘祎之，起初和裴炎一样，想要维护李唐社稷，但裴炎行事独断，凡事自行决断，不留商议余地，当众驳斥不同意见，不留半分情面。武承嗣、武三思、酷吏周兴等人则在暗中持续构陷，不断向武则天进谗，说裴炎自恃顾命身份，心中没有太后，暗中勾结宗室，伺机作乱。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谗言。裴炎清楚有人构陷，却既不主动解释，也不拉拢朝臣，更不愿向武则天低头。他以为清者自清，可权力斗争从来不讲良心。

光宅元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打着匡复李唐旗号讨伐武则天，朝野震动。武则天召集宰相商议对策，众人都主张迅速派兵平叛，唯独裴炎进言：徐敬业起兵，根源在于太后久临朝而不还政皇帝。只要归政李唐，叛军不必征讨自然溃散。这番话，直接给对手送去发难的借口。武承嗣、周兴当即上奏，指控裴炎要挟太后，与徐敬业内外勾结。武则天等待的，正是这个可以除掉裴炎的理由。

裴炎当即被捕下狱。狱中他不肯屈服，写下奏疏陈述忠心，痛斥酷吏罗织罪名，申明自己一心忠于李唐，从无反心。不少大臣深知裴炎蒙冤，纷纷上书求情，直言裴炎是社稷重臣，不可能谋反，请求核查案情。武则天直接将求情官员贬谪、流放，翻出旧账：反对武氏七庙、屡次当众顶撞太后、对武氏族人傲慢，全部算作罪状。所谓谋反，并没有确凿证据。

狱中的裴炎终于醒悟，再忠心、再有道理，也无法改变结局。他叹息：宰相入狱，岂有生还之理？
光宅元年十月，武则天下旨，认定裴炎谋反，斩于洛阳都亭。一说裴炎时年五十岁。行刑之日，洛阳百姓挤满街道，不少人知道他蒙冤，却不敢出声。裴炎押赴刑场，不曾跪地求饶，神色平静。后世记载其临刑感言：我不负大唐，不负先帝，死而无憾。（此句为后世文学演绎，正史无原文记载）
裴炎被杀后，家族遭清算。侄子裴伷先连坐流放岭南，亲友数十人或被杀、或流放，家产全部抄没。裴炎一生清廉，家中几乎没有积蓄，死后连像样的棺木都没有，依靠旧部悄悄收敛安葬。他忠心维护李唐，却最终栽在自己刚直孤傲的性格上。景云元年，唐睿宗李旦为裴炎平反，追赠益州大都督，恢复名誉，但逝者不可复生，家族离散的悲剧无法挽回。

再看当年构陷他的人：武承嗣后来谋求太子之位失败，郁郁而终；酷吏周兴，在请君入瓮一案后被判流放岭南，于流放途中被仇家截杀，并非平安终老。忠心守礼的裴炎惨遭斩首；罗织罪名的小人，最后也难逃恶果。

回看裴炎一生，和明朝夏言是相似的悲剧模板：同为百官之首，才干出众、心怀社稷；性格刚直不肯向最高掌权者妥协；小事积怨，对手抓住重大事件罗织罪名；君主决意处死，凡是求情之人一并打压；身死之后家族受难，多年后方得以平反。他们不是缺乏智慧，而是过于相信道义与忠心，坚信自己不可替代。他们没能看透，皇权专制之下，臣子荣辱生死，并不完全由功劳、忠心决定，更多取决于掌权者的利益取舍。顺其意便是忠臣，逆其意，就会被扣上奸佞叛臣的罪名。

裴炎用自己的性命，印证了残酷的权力法则：就算是位高权重的宰相，在皇权面前，也随时可以被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