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听闻堂弟被划为“富农”，当他回到韶山老家时，当地干部还不想让堂弟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怒道：“是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你们一定要把他找来，”毛泽连被人从田间喊回来的时候，裤腿卷到膝盖，两脚泥。他听说堂兄回来了，心慌得厉害，不知道这“富农”的帽子会惹出什么祸事。干部只催他快去上屋场，别的什么也没说。晒谷坪上，毛主席正背着手看远处的山。听见脚步声，他转过身，几步就走到毛泽连面前，没等毛泽连开口，先握住他那双粗粝的手。“连伢子，”他叫了声小名，“站直了说话。”毛泽连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旁边的生产队长忍不住插话：“主席，他的情况……”“我没问你。”毛主席的目光没离开堂弟的脸，“连伢子，你自己说，家里几口人，几亩田，怎么过的日子。”毛泽连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三亩二分水田，一头老黄牛，五口人吃饭。去年春上堂客生了一场大病，借了公社二十块钱抓药，今年秋收后才还清。”“牛是自己喂还是雇人喂？”“自己割草，我大崽放学了也去割。”毛主席松开手，转向在场的几个干部：“你们都听见了。三亩田，五口人，借债看病，这叫富农？你们谁给我讲讲，富在哪里？”没人敢接话。晒谷坪上静得能听见远处田里的蛙鸣。毛主席从灰布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展开来递给公社书记：“这是你们报上来的评议材料。上面写‘有牛一头，疑似生产资料过剩’。一头牛，耕三亩田，叫过剩？”他把纸抖得哗啦响，“我堂弟一九五三年分田的时候就是这三亩，十年了，没添一亩地，没雇一个工。他老婆生病借钱，你们不写；他大儿子念书欠学费，你们不写。单写一头牛！”公社书记额头冒汗：“主席，这、这是按标准……”“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毛主席把纸拍在旁边的石磨上，“当年我在长沙，冬天冻得睡不着，是连伢子把他家唯一一床厚棉被背了九十里路送给我。他屋里只剩一床破絮，两口子盖稻草过冬。那时候你们在哪里？现在倒好，跑来给他定成分！”他深吸一口气，语气缓下来，但每个字都更重：“今天我就定一条：毛泽连家，重新评议。劳动吃饭的，就是好农民，不是富农。谁有意见，让他到北京找我。”说完，他拉过毛泽连的手腕：“走，哥，到你屋里看看。”毛泽连的土坯房低矮昏暗，堂屋里堆着半袋没磨完的麦子。毛主席弯腰看了看墙角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里都响的旧自行车，拍了拍车座：“就这个家当？”“就这个。”毛泽连搓着手，“自行车是前年买的二手货，下地用不上，就是有时候去镇上抓药方便些。”毛主席在屋里转了一圈，出来时对跟来的干部说：“都看清楚了吗？这叫富农，那我们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这样的农民戴帽子？”当天下午，公社重新开会。原来的材料被摊在桌上，一条一条对。三亩田对上了，一头牛对上了，二十块钱借债对上了，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也对上了。文书在成分栏里把“富农”两个字划掉，在旁边工工整整写上“贫农”。晚上，毛泽连家的灶房难得亮了灯。毛主席留下来吃饭，桌上就一碗辣椒炒豆豉，一碟腌萝卜，一碗蒸鸡蛋。毛主席夹了一筷子鸡蛋放进毛泽连碗里：“哥，多吃点。以后挺直腰杆种地，没人敢再说你。”毛泽连端着碗，手抖得厉害，眼泪掉进饭里。第二天天没亮，毛泽连就摘了一篮最嫩的黄瓜送到上屋场。汽车已经发动了，毛主席接过篮子，拿起一根在衣袖上擦了擦，咔嚓咬了一大口。他嚼着黄瓜，对送行的干部们说：“都尝尝，这是我哥自己种的。劳动得来的，最甜。”车子开动了，毛主席从车窗探出身子，朝还站在路边的毛泽连挥手：“连伢子！好好种地！下次回来，我还吃你的黄瓜！”那篮黄瓜后来被公社干部一人分了一根。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咬着黄瓜，谁也没说话。但从此以后，韶山冲再没人提毛泽连是富农的事。他的大儿子后来考上了县里的中学，申请助学金的时候，表格上“家庭成分”那一栏，端端正正写着“贫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