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坚决不愿复出，亲笔写信向毛主席表明态度，毛主席回应：你要不要马上来见我？
信送出去的第二天上午，彭德怀正在院子里整理菜地，一辆吉普车就开到了门口。他直起身，看着车上下来的人，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来人递上一个信封，说是主席让他亲启。
彭德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信封。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条，上面是熟悉的字迹：“你要不要马上来见我？”后面连落款都没有。他捏着纸条，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会儿，地里的菜苗被晒得有些蔫。
他没有换衣服，就穿着那身沾了泥的旧军装，跟着来人上了车。车子驶出挂甲屯，开往城里的方向。路上谁也没说话，彭德怀一直看着窗外，手指无意识地捻着那张纸条的边缘。
车停在一处不起眼的院门外。工作人员引他进去，穿过两道门，走进一间小会客室。毛主席正背对着门，站在窗前看外面的一棵树。听到脚步声，他转过身，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坐。”毛主席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自己先在沙发上坐下，“你那封信，我看了。”
彭德怀没坐，站着说：“主席，我的情况都写在信里了。脱离实际太久，确实不适合再担负重要工作。”
毛主席把文件放在茶几上，抬眼看他：“你信里说了五个理由。身体、知识、经验、年纪，还有怕给组织添麻烦。”他停顿了一下，“这些都是实话。但你没说最重要的那条——你心里是不是还装着事？装着1959年的事？”
这句话让屋子里的空气静了。彭德怀的喉结动了一下，没出声。
“装着事，就干不了事吗？”毛主席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声音不高，“当年在西北，你心里装着陕北的损失，不照样带着兵把胡宗南赶出去了？”他从茶几上拿起那份文件，递过来，“这是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简报。你看完，如果还是觉得不该去，今天就可以回去继续种你的菜。”
彭德怀接过文件。第一页是一份事故报告，某隧道塌方，伤亡情况后面跟着一串数字。他翻到第二页，是施工进度严重滞后的通报。再往后翻，是几封基层技术员和工人的来信，反映材料供应不上，工人长期在潮湿的坑道里作业，病号增多。
他翻了大约十分钟，把文件合上，放回茶几。“情况比我想的还要具体。”他说。
“具体才好办。”毛主席看着他，“抽象的困难吓人，具体的困难能解决。你现在告诉我，这些事里，有没有你能解决的？”
彭德怀沉默了片刻。“有。”他说，“供应的问题，我可以去协调。工人的作业条件，我能想办法改善。”
“那就够了。”毛主席坐回沙发，“不需要你懂全部图纸，也不需要你一夜之间变成专家。你去，把你能解决的那部分解决了，剩下的，让懂的人继续干。”
彭德怀这次坐下了。他坐在椅子边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主席，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去，只做事，不挂名。事情办好了，是大家的功劳；办不好，责任我来担。这样行不行？”
毛主席看了他几秒，点了点头。“可以。你明天就去成都，那边有人在等你。职务不公布，你自己知道该找谁。”
谈话不到二十分钟。彭德怀走出会客室时，工作人员把刚才那份文件装进一个牛皮纸袋，交给了他。“主席吩咐，这个您带着路上看。”
回挂甲屯的路上，彭德怀一直抱着那个纸袋。到家后，他没有马上收拾行李，而是走进书房，从抽屉底层翻出一本旧笔记本。笔记本的某一页，记着1959年后他对自己立下的规矩：多做实事，少说话；只看问题，不问是非。
他在那一页下面，用铅笔加了几个字：“能解决一个，是一个。”
第二天清晨，他拎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包，锁上院门，走向胡同口。那里已经有一辆车在等他。上车前，他回头看了一眼挂甲屯安静的街道，然后拉开车门，对司机说：“去火车站。”
火车开动后，他才打开那个牛皮纸袋，把里面的文件一份份摊开在小桌上。他看得很快，遇到关键的数字和地名，就用铅笔在边上做个记号。看到最后一份时，火车正穿过一个很长的隧道，车厢里一片黑暗。只有他座位前的小灯，照着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
灯亮起来时，他已经把文件全部收好，放进自己的包里。他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但坐在对面的人注意到，他的手指一直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数着某个工程的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