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毛主席最担心的就是国家和党的和平演变和复辟，这关乎到十几亿人民今后的生存，是否稳定是否幸福？毛主席从当年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以下作的手段夺取政权以后的所做所为就预感到了苏联的发展和结局，这困绕在他心头十几年，为此也忧虑了十几年。说到关键这才是真正毛主席一生当中最担心的。

1962年夏，河北某县。县委王书记把一份“包产到户试点总结”锁进抽屉，连夜去了省城。他抵达时已是凌晨，省委李部长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李部长没看报告，先推过来一张信纸，上面是主席的亲笔批语摘录：“其始也微，其终也巨。慎之，慎之。”王书记愣住了。

“试点很好，产量高了，群众笑了。”李部长点了点信纸，“可主席问，三年后，你们县里会不会出现新‘地主’？五年后，那些失了地的农民，会不会来敲你这县委的门？”

王书记想说不会。但李部长摆摆手：“你不用回答我。你回去，找试点村里最穷的三户，和他们同吃同住十天。十天后，你再决定这报告交不交。”

王书记真的下去了。他住在老光棍孙老汉的土坯房里。孙老汉分了地，头一年劲头足，收成不错。可第二年他摔伤了腿，没钱买化肥，地里的苗比邻家的矮一截。他蹲在地头，对王书记说：“书记，我这块地……明年可能就租给东头老陈家了。他家有余钱，能置办牲口。”

第九天晚上，村里富裕户陈老四请王书记吃饭。酒过三巡，陈老四掏心窝子：“政策好，能让能人先富。我打算明年再包几亩，忙不过来就雇俩短工。这不犯法吧？靠本事吃饭嘛。”

王书记没吃那顿饭。他连夜走回公社，从抽屉里取出那份透着喜气的试点总结，划了根火柴。纸烧起来时，他想起了主席批语里的“慎之”。

1965年，东北某大型钢厂。厂里搞“超额奖”，锻轧车间的刘师傅一个月奖金抵半年工资，成了“模范”。全厂大会上，厂长让他戴红花，讲心得。

刘师傅对着话筒，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我就是想着，多挣点，给娃买双球鞋。”台下鼓掌，厂长脸色却不太好看。会后，厂长被叫到市委。

市委书记桌上摊着一份文件，是中央转来的某内部通讯，上面有主席的批示：“奖金可发，红旗不可丢。”厂长辩解：“这是激励生产，刘师傅是老实工人。”

“今天他是老实工人，为娃买鞋。”市委书记看着他，“明天呢？当他发现，只要超额，就能盖过别人半年的收入，他会怎么想？别的工人又会怎么想？是比着多炼钢，还是比着多拿奖？”

厂长回去后，取消了“超额奖”，改为“红旗竞赛”。刘师傅还是劳模，红花照戴，但奖金和普通优秀工人拉平了。有工友私下笑他：“白瞎那一个月拼老命了。”刘师傅闷头抽烟，没说话。月底，他给儿子买的球鞋，还是那双。

时间走到1972年，南方某地区。地委张专员处理了一桩案子：一个公社书记把集体鱼塘承包给了自己妻弟，社员意见很大。张专员果断撤了那书记的职，并通报全区。

处理报告送到中央后，主席看到了。他没有批示，而是让秘书回了一封简单的电报，电文只有七个字：“可办。亦需防微渐。”

张专员拿着电报，琢磨了很久。他召集团委、妇联和学校的干部，开了个特别的会。“从明年起，”他说，“每个学校，每学期要组织学生去公社劳动一周。不是走形式，是真干活，和社员一起插秧、喂猪。让娃娃们从小就知道，粮食是怎么来的，集体是怎么一回事。”

有人嘀咕：“这能防变？”

张专员没回答。他起身，指了指墙上地图里那片广袤的国土。“主席担心的，从来不是一两个人的对错。”他说，“他担心的是味道。咱们今天办这件事，就是想给未来，留一点原来的泥土味。”

秋日的阳光照进会议室，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浮动。那份关于鱼塘案子的处理报告，静静躺在桌子中央，墨迹已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