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4岁的张全景打破常规，在既非中央委员也非候补委员的情况下，直接执掌中组部。消息一出，干部队伍里没起什么风浪，因为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人身上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38年的基层经历让他对县里乡里的门道太熟了。
 
可消息传开后，干部队伍没有出现太大波动。熟悉张全景的人知道，他没有复杂关系网，也不是靠办公室里的资历包装起来的人。他真正拿得出手的，是在基层摸爬滚打38年积累下来的判断力。
 
张全景出生在山东德州平原县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期，他刚考进平原师范没多久，学校就因时局变化停课。很多同龄人回家种地、谋生，他却留在村小学当教员。
 
那所学校条件很简单，土坯房，木黑板，学生大多来自贫苦家庭。张全景不靠体罚管学生，遇到听不懂的题，就一遍遍讲，课余时间还带着本子走村串户，和农户坐在田埂边聊天。
 
谁家缺粮，谁家有困难，哪项政策没听懂，他都记在心里。对他来说，基层不是一张报表，也不是一次检查，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桩桩具体的难处。 

调到山东省委组织部后，张全景做过一件让不少地方干部紧张的事。

一天凌晨三点，他带着两名工作人员，没有提前通知，直接到了临沂一个县委大院。借着门卫室的灯光，他翻看干部花名册，逐项核对县里上报的抗旱标兵，看看名单上的人是否真的参加过抢险。
 
天亮以后，他没有回宾馆休息，而是蹲在县政府门口的台阶上啃烧饼。副县长坐着吉普车来上班，差点没认出眼前这个灰扑扑的老人就是新来的组织部长。
 
事情传开后，鲁西南一些县连夜检查干部档案，主动撤掉了十来个水分很大的先进典型。问题来了，为什么一次突击检查，能让多个地方立刻自查？说到底，大家知道张全景不只看材料，他可能真的到现场。
 
到了中组部，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干部档案缺失。
 
当时，大量跨省调动干部的履历不完整，特别是一些在特殊时期下放、后来重新工作的老同志，材料出现断档。有人提出，可以考虑从宽处理，毕竟一些老干部年纪已经不小，再反复核查，可能影响工作安排。
 
张全景没有同意简单放过去。他坚持按规定补齐材料，本人说不清的，就找当年同事作证。同事已经不在，就查档案复印件。复印件也找不到，就到原单位翻会议记录。
 
那三个月里，他亲自批阅了400多份补充材料。每一份材料后面，都用红笔标注已核或者待查，字迹规整，像当年给村小学生批作业一样。
 
干部履历能不能查清，任用依据是否站得住，听起来是档案问题，实际关系到谁能被提拔、谁要承担责任。这个口子一旦开得太大，公平就容易变成一句空话。
 
张全景对基层问题的敏感，还体现在一封匿名信上。
 
1995年夏天，中组部收到一封来自湘西的举报信，反映某贫困县县委书记挪用扶贫款装修办公楼，却把乡中心小学的漏雨屋顶拖了两年没有修。
 
干事回答，一下就是半个月，瓦片房顶根本扛不住。张全景让他去现场看看，不要摆出上级特派员的架势，就到学校门口站一站，看看孩子们怎么上课。
 
一个星期后，干事带回一张照片，十几个孩子挤在漏雨的教室里，头顶顶着脸盆写作业。张全景看了很久，随后把举报信转给湖南省纪委，建议直接查办，不再经地市转手。
 
同样的思路，也用在考察干部上。
 
那几年，一些地方习惯用报表展示成绩，人均收入、粮食产量等数字往高处报，乡镇干部再挨家挨户统一口径。张全景在山东调研时，就遇到过报表和现实对不上的情况。
 
县里材料写着一亩地能收580斤粮食，田边的老农却说，自家一亩只能收300斤左右。数字看着漂亮，农民的日子却没有跟着变好。
 
于是，张全景要求组织部门下去考察干部，不能只看会议室里的展板和材料，还要到乡镇食堂吃饭，看看灶台上的油水，到村里走一圈，看看群众的气色。
1997年，干部考察又多了一道新程序，反向测评。
 
某省厅试点时，一名副厅长被十几名同事同时勾选了脱离群众。大家反映，他每天专车接送，从不坐班车，司机还要绕路到家门口等候。
 
这名副厅长觉得委屈，认为专车本来就是按规定配备的。张全景没有纠缠车辆是不是合规，只提醒了一句，规定是死的，人心是活的。
 
张全景的做法，始终带着一种基层工作者的笨办法，亲自核材料，突然下基层，走进学校和村庄，听不带准备的真话。有人觉得这样效率不高，可如果只追求速度，干部选错了，后面的代价谁来承担？
 
当然，现场走访也不能代替全部程序，群众评价也需要和档案、业绩、纪律情况放在一起看。张全景强调的，从来不是只凭感觉用人，而是不能把会议材料当成全部事实。
 
1994年，他在并非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情况下执掌中组部，靠的不是职位光环，而是长期基层经历形成的工作尺度。
 
在中组部大院里，后来流传着一句评价，说张部长不看你是谁的人，只看你心里装着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