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工作时间通常不超过8个小时，下班后没有急事不接工作电话，他把真正的功夫都用在了八小时之内钱学森回国以后究竟有多忙，从几个日期就能看出来。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到祖国。1956年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他担任首任所长。那时候中国现代力学研究刚刚起步，导弹、火箭等尖端技术领域同样需要从基础做起，人才、资料、设备都谈不上充裕。他既要做研究，又要带年轻人，还要参与中国航天事业早期的技术工作，日程不可能轻松。

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并不迷恋。

钱永刚在公开访谈中提到，钱学森的工作时间通常不超过8个小时，下班以后便把电话交给秘书处理，没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不再把电话转给他。这个习惯放到钱学森身上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并不是手头没有事情，而是不愿意把坐得久与干得好混为一谈。

曾担任钱学森秘书的张可文留下过更具体的回忆。1956年7月，她进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秘书日常任务包括接电话、收发文件和会议记录，而钱学森的讲话稿、文件和许多书信往往亲自处理。工作间隙，他还会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国外科技情况，提醒他们阅读外国科技杂志、掌握外语，并学会整理有价值的信息。换句话说，他节省下来的时间并没有被浪费，而是继续用于吸收知识和训练判断能力。

钱学森做研究的方式，也能解释为什么他如此看重效率。

1940年前后，他研究薄壁圆柱壳失稳问题时，没有靠一次灵光乍现得出答案。中国科学院留下的资料写得很清楚，他系统分析已有成果和实验数据，又经历多次尝试，相关研究手稿最后积累到800多页，而正式发表的论文只有10页。装手稿的纸袋上，他原本写下“Final”，随后又补上“Nothing is final”。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800页这个数字，而是800多页最后能够压缩成10页。大量演算留给自己，真正成熟的结论才交出去，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极严格的时间筛选。

他也并非只会埋头计算。

1956年以后，力学研究所里有不少年轻科研人员刚刚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徐复后来回忆，1956年9月与钱学森第一次深入交谈时，钱学森并没有简单告诉他“该看哪一本书”，而是要求年轻人理解理论与实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联系。几十年后回头看，这种指导方式仍然很鲜明，他希望研究人员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时间花在机械重复上。

因此，八小时以外的钱学森并没有停止学习，只是不再把办公室当成衡量勤奋的唯一地方。

他的阅读面很宽，科学技术之外，还长期接触哲学、文化艺术和其他学科。晚年仍然保持阅读、整理资料和思考问题的习惯。儿子钱永刚回忆父亲时曾谈到，家庭里很少靠反复说教督促孩子，父母自己的阅读习惯本身就是影响。钱永刚后来形容父亲留给自己的影响，如同一颗恒星存在着长久的“引力”。钱学森2009年10月31日去世以后，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而消失。

还有一件小东西很能说明他的生活习惯。

钱学森图书馆收藏着一只他使用了40多年的公文包。这只包是他旅美期间参加国际会议时得到的，1955年随他回国，后来边缘磨损、线头松脱，手柄也换过，仍然一直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长期参与国家重大科研工作的科学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消耗在频繁更换这些日常物品上。

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就能看懂钱学森那条看似特殊的时间原则。

他并没有把科研工作简化成“八小时到点结束”，更不是把科学研究理解成机械的上下班。他真正划开的，是低效率消耗与有效工作的界线。该计算的时候认真计算，该讨论的时候把问题讲清楚，该阅读的时候继续补充知识，需要长期攻关的问题，则允许自己一次次推翻原来的方案。

800多页薄壳研究手稿就是最直接的证据。他从来没有因为追求速度而跳过必要步骤，却也不会为了显示辛苦，故意把事情拖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