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老八路徐永卿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很面熟，当即面色大变，直接闯入老首长许世友的办公室：“首长，我发现一个大问题！”

许世友放下手里的文件，抬头看他。徐永卿喘着气，手按在膝盖上，话在喉咙里滚了几滚才出来：“河下谷清……那个日本鬼子，我在街上看见了。”

“看清了？”许世友问。

“看清了。就是他，烧成灰我也认得。”徐永卿说，“在济南那会儿，他递给我的窝头我还吃过。”

许世友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梧桐叶子正绿。“十几年了。”他说。

“是，十几年了。”徐永卿盯着自己的手，“我跟着他下了车，看他进了西四胡同34号。是个小院。”

“没惊动他？”

“没有。我绕到对面杂货铺称了斤红枣。”徐永卿说，“铺子老刘认得我，还问我现在在哪儿工作。”

许世友转回身：“你先回去。这事我来办。”

徐永卿没动。“首长，”他说，“得抓活的。有些事……当年济南地下党的名单到底怎么漏的，得问清楚。”

“知道。”许世友摆摆手，“回去吧。”

三天后，西四胡同34号被监视起来。侦查员老张扮成修电线的，在斜对面电线杆上待了两个钟头。院里住着一户人家，男人早上推自行车出门，女人拎菜篮子，还有个半大孩子背书包上学。男人戴眼镜，说话带点东北口音，登记的名字叫郭清和。

照片送到徐永卿手里。他盯着看了很久，然后点点头：“老了，胖了，但鼻子旁边那颗痣还在。”

又过了七天，郭清和——或者说河下谷清——在厂里被带走了。他当时正在机床车间指导徒弟，手上沾着黑色机油。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进来，车间主任过去说了几句话。河下谷清把手在抹布上擦了擦，跟着走出去，很平静。

审讯室里，他坐在木头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

“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审讯员问。

“不知道。”河下谷清说。他的中文很流利，几乎听不出异样。

“济南。1940年。”徐永卿推门进来，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河下先生，还认识我吗？”

河下谷清看着他，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同志，您认错人了。”

“你给过我一张烙饼。”徐永卿说，“饼里夹着咸菜。你说你母亲是北海道人，也会做这种饼。”

河下谷清沉默了一会儿。“那么久的事，记不清了。”

“我记了一辈子。”徐永卿说，“老赵、小陈、李大姐……那天晚上在你提供的六个藏身点被抓的十七个人，我都记得。”

“那是日本人查到的。”河下谷清声音很轻，“我也差点被抓。”

徐永卿笑了，笑声很短。“你知不知道，老赵被带走前，把他老婆孩子托付给我。他说河下同志是好人，要是他能活下来，让我替他道个谢。”

河下谷清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后来我找到他老婆孩子。”徐永卿继续说，“在济南城外乱坟岗找着的。三个人埋一个坑，孩子才四岁。”

屋里很安静，能听见外面走廊有人走过去的脚步声。

“我是奉命行事。”河下谷清终于开口，没抬头，“军部的命令。我不做，别人也会做。”

“所以那些感谢你的话，那些分给你的粮食，那些真心把你当同志的人——”徐永卿顿了顿，“都只是任务？”

河下谷清抬起头：“徐先生，战争已经结束十二年了。”

“是啊。”徐永卿站起来，“所以现在该算账了。”

他走到门口，又停住。“你家里那孩子，是你亲生的？”

河下谷清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过水泥地，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徐永卿拉开门，“调查过了，是你领养的孤儿。挺好，至少这事上你没骗人。”

门关上了。河下谷清站在原地，很久没动。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传来工厂下班的铃声。